作者｜杨良宜（最高院国际商事法庭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名誉主席）
（接上文）
在诉讼（包括国际商事诉讼/仲裁）中由专家证人提供专家意见证据（expert opinion evidence）的做法十分普遍。根据一个 2012 年的调查报告（Queen Mary University & White and Case, 2012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Current and Preferred Practices in the Arbitration Process, at <http://www.arbitration.qmul.ac.uk/media/arbitration/docs/2012_International_Arbitr ation_Survey.pdf>accessed 30 January 2020），有 2/3 的国际仲裁案件聘用一个或多 个专家证人。该调查报告也说 90%的国际仲裁案件中是当事人/诉讼方各自聘用 或委任专家证人（Party-appointed Expert），虽然这些当事人委任的专家证人仍是必须帮助仲裁庭而不是帮助委任他/她的雇主或一方当事人。换言之，只有 10% 的国际仲裁案件是由仲裁庭委任专家证人（Tribunal-appointed Expert）。这种现象也往往出现在习惯询问制诉讼（Inquisitorial Litigation）的仲裁当事人：见 ICC dispute resolution bulletin 2018 Issue 2 53 at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2017-iccdispute-resolution-statistics>accessed 30 January 2020。 但除了以上针对的专家证人合资格与他/她的意见证据是否对需要认定事实 的人士（Factfinder）有帮助、是否可靠/可信赖与有关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会导致专家证人提供的证据不被英国法院（与国际仲裁）采纳，或是法院在开始的案件 管理会议（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或简称 CMC）就不批准。这主要是在利 益冲突与仲裁机密性等方面，接下去会进一步探讨。 在国际仲裁，通常仲裁条文中是不会明示双方当事人有权提供专家证据。但 不会有人质疑当事人在一个对抗制度下的诉讼或仲裁是有这个权利，不论是来自 当事人表述自己的案子（present its case）与/或会被仲裁庭聆听（to be heard）的 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或是广泛的提供证据的权利。正如《UNCITRAL Model Law》（联合国示范法）之 Article 18 就规定了要给双方当事人/诉讼方完 全的机会表述自己的案子（full opportunity to present its case）。另在 Article 26(2) 也明示规定除非双方当事人共同反对，否则仲裁庭可以委任专家证人，当事人可 以要求专家证人在递交专家报告后出庭接受盘问。 另一些仲裁规则也会有明示规定，如《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2010》 之 Art.5 说：“Each party may be represented or assisted by persons chosen by it.”但 也有仲裁机构规则的明示规定是像英国法院的做法一样，先要获得仲裁庭的批文 /批准（leave / permission）才能提供专家证据，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的 2017 年版《ICC Arbitration Rules》之 Article 25(3)与英国特许仲裁员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的《CIArb Protocol for the Use of Party-Appointed Expert Witness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之 Article 3。现实中，这通常只是走走形式， 仲裁庭通常都会给予批文/批准。仲裁庭极少会拒绝、不采纳与/或排除专家证人 证据的首要原因是被拒绝的一方当事人如果败诉就会在仲裁地（Arbitral Seat）的 监督法院（Supervisory Court）提起诉讼试图撤销（Set Aside）裁决书。理由往往 就是仲裁庭违反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与正当程序（Due Process），不给败 诉的当事人一个完整、合理陈述案子的机会。 但这不表示仲裁庭就对当事人提供或试图提供一些不适当、无关/无谓与浪 费的专家证人证据束手无策。最基本也是经常在使用的手段是对该当事人作出费 用的惩罚（Costs Sanctions），也就是即使最后胜诉，也命令无谓与浪费的专家证 据费用（经常会是高昂）要仍由胜诉方自己承担。 除此外，还会有其他持殊情况需要更进一步不采纳专家证据与/或完全排除 专家证人，这包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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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并不独立（not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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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证人与仲裁庭成员之一有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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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证人知悉对方当事人/诉讼方的机密与/或享有特免权的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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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的专家证人是同一行业的竞争对手。
笔者会在接下去的段节分别介绍针对以上的特殊情况，仲裁庭能否决定不采 纳专家证据或完全排除该专家证人，以及仲裁庭这样决定的合法权力的来源，以 抗拒可能的违反自然公平与正当程序的指控。
3.1 专家证人不独立 这一个问题是要区分仲裁庭委任的专家证人（Tribunal-appointed Expert）（或 更少会发生的双方当事人一起委任的独任共同专家[Single Joint Expert]）与当事 人自己各自委任的专家证人（Party-appointed Expert）。虽然专家证人都是为了全 心全意帮助仲裁庭更好与更精准理解涉及专业知识事实证据，但仲裁庭自己委任 的专家证人免不了是双方当事人没有参与决定，更像是仲裁庭成员之一（或 3 人 仲裁庭的第四位仲裁员）。所以，对第四位仲裁员要求在公平公正（Impartial）与 独立（Independent）方面与其他仲裁员一致并不为过。这种观点在一些仲裁机构 的规则中也有显示，例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机构仲裁规则》之 25.5 条就说明 了第 11 条针对仲裁员资格与质疑（Qualific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relation toarbitrators）也适用在仲裁庭委任的专家证人。《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之 Article 1049(3)也有同样的明示规定。在 Smolen v. Solon Co-Operative Housing Services Ltd (2003) EWCA Civ 1240 先例，一方诉讼方在调查后发觉该独任共同 专家过去曾经多次被对方诉讼方聘用，向法院申请把他赶走（removed）。上诉庭 认为他“不明显是公平公正”（not visibly impartial），所以同意了将该独任共同专家赶走。 但当事人自己委任的专家证人，就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帮助仲裁庭的目的相 同，但仍难免被视为是当事人的诉讼团队（litigation team）的成员之一。加上有其他原因（这在本书第 XXX 章会有详细针对），难以要求专家证人必须独立。例如会有情况是不得不接受专家证人是当事人自己的雇员，因为他/她拥有的相关与十分偏门的专业知识没有其他替代。所以，通常是不会去排除不明显是公平公正与明显不独立的当事人委任的专家证人。只会在仲裁庭审理完毕考虑裁决书时， 认为该专家证据有偏袒与没有全心全意帮助仲裁庭，而不给予重量或不采纳。这样做法对仲裁庭而言也是安全多了。 这种做法可介绍一些权威说法。首先是加拿大的 White Burgess Langille Inmann v. Abbot and Haliburton Co (2015) 2 SCR 182 先例中说： “I emphasize that exclusion at the threshold stage of the analysis should occur only in very clear cases in which the proposed expert is unable or unwilling to provide the court with fair, objective and non-partisan evidence. Anything less than clear unwillingness or inability to do so should not lead to exclusion, bu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overall weighing of costs and benefits of receiving the evidence.” 同样做法也在一些英国案例也有提及：Toth v. Jarman (2006) EWCA Civ 1028 （见第 102 段）; EXP v. Barker (2017) EWCA Civ 63（见 51 段）等先例。 另是在被报导的投资仲裁 Bridgestone Licensing Services Inc and Bridgestone Americas Inc v. Republic of Panama ICSID Case No. ARB/16/34，原告申请把被告 的专家证人证言赶走，仲裁庭说： “The Claimants have sought to draw an analogy between the principles that apply where the independence of an arbitrator is in issue and those that apply to the independence of an expert witness. We do not consider this analogy is apt. ... If an arbitrator has some personal or professional connection to one of the parties, or to the lawyers acting for one of the parties, this may be a ground for disqualification. ... Similar considerations apply to an expert who is appointed by the arbitrators to assist them. ... The role of a party appointed expert is quite different. ... An appearance of partiality does not result in disqualification of an expert witness. It detracts from the weight that the tribunal will accord to his evidence.” 最后可介绍在国际商会仲裁院（ICC）给予的指引（“Issues for Arbitrators to Consider Regarding Experts” 21[1][2009]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Bulletin 61），对专家证人与委任他/她的当事人有利益冲突说：“the tribunal usually will find that the conflict does not preclude the expert from testifying but may affect the weight that the arbitral tribunal gives to the expert's testimony.”
3.2 专家证人与仲裁庭成员之一有利益冲突 这一个问题相比上一小段所讲的专家证人不公平/公正与不独立是要严重得 多，因为这是影响整个仲裁庭的公平与独立（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的形象。试想，如果一方当事人/诉讼方委任的一位专家证人和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或 是边裁）是亲兄弟，而专家意见证据对该仲裁案件的胜负是十分关键，另一方当 事人会有什么想法、顾虑与猜疑是可想而知。 这一个问题在本质上与一方当事人/诉讼方委任代表律师与仲裁庭成员之一 有利益冲突是一模一样。如果先委任代表律师后才委任有利益冲突的仲裁员（不 论是首席或是边裁），这也是一般的正常情况，仲裁员在接受委任前己被告知双 方代表律师是谁，可以调查自己与已经知道的双方当事人与代表律师之间有否利 益冲突，才决定是否接受委任。而如果在灰色地带与有怀疑，就需要向双方当事 人宣告涉及的利益（declare interests），在被明确接受后才能确认接受委任。这在 现实中并不容易，一有涉及利益冲突的事情要宣告，难免令另一方当事人或多或 少有点担心。 但也经常会发生在委任了仲裁员与组成仲裁庭后，当事人/诉讼方才委任有 利益冲突的代表律师。这在仲裁一方当事人是中国公司时就经常发生，在仲裁程 序的中途甚至快要开庭审理时，中国公司突然“阵前易将”，换上另一位代表律 师。这是极坏的做法，也是对抗制诉讼/仲裁中的斗争中的兵家大忌。但当事人坚 持要这样做，也是它自己的选择，仲裁庭确实也没有办法。但带来问题会很多， 包括要延期，因为在一宗较大案件新接手的律师往往是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化 大量文件（今天的商业仲裁案件动不动就是数以万计的页数）与大量资讯。另一 个问题就是如果新换的替代律师与仲裁庭成员之一有利益冲突，例如是上述的例 子是亲兄弟，肯定其中一位要回避，但到底是谁应该回避谁？看来应该是后一步 才被委任的替代律师，但一直以来国际仲裁是信奉当事人自主（Party-autonomy） 的精神，当事人应该有完全不受干预的权利与自由去委任自己心仪与信任的代表 律师。 这里可先一提在这方面出最多问题的是英国大律师（Barristers），而不是事 务律师（Solicitors）。事务律师在诉讼开始或更早前已经被委任，并往往做了大量 的调查取证与审前（Pre-trial）准备工作。一旦当事人要阵前易将，新委任的替代 事务律师要重复大量的工作并无可避免带来昂贵的额外费用，往往是因为利益冲 突外的其他原因（不论客观看对当事人而言是对或是错的决定）。但往往是在很 接近开庭审理时，才委任出庭大律师。即使以前曾委任过大律师帮助或提供法律 意见，也不一定委任同一位大律师出庭。这一来，如果一方当事人想扯皮，很容 易挑选一个与仲裁庭 3 位成员之一有利益冲突的大律师出庭，而在出庭时带来一 场大风波。这利益冲突要密切到委任的大律师与仲裁庭成员是亲兄弟恐怕不易， 但如果只停留在两位是同一家大律师事务所（Chambers）就十分容易，毕竟在伦敦有国际仲裁业务与信誉的大律师事务所不多，在香港更是寥寥可数。 对传统英国诉讼熟悉与有信心的商业人士一般不会觉得这利益冲突有问题。大律师一贯是“个体户”，自负盈亏。多位大律师聚在一起成立大律师事务所是 为了分摊成本与善用资源，如办公室、助手、秘书、法律图书馆等等。笔者（杨 良宜）早年处理的伦敦诉讼与仲裁，经常诉讼双方委任的代表大律师来自同一个 大律师事务所，毕竟早年的有商业/海事信誉的大律师事务所数目更少。 这些英国大律师在今天的国际仲裁有垄断地位，这显然是得益于英国法作为 实体法（substantive law）与国际仲裁普遍采用对抗制（adversarial）。他们往往十 分愿意接受作为仲裁员或一方当事人的代表律师的委任，在不同的仲裁案件戴上 不同的帽子。所以在一个仲裁案件容易发生仲裁员与代表律师是来自同一家大律 师事务所的情况。不要说在伦敦仲裁，甚至在香港仲裁，笔者也见过一个仲裁案 件除了双方当事人是中方或亚洲公司，其余的三位仲裁员与两位双方当事人的代 表大律师，都是来自伦敦的两三家大律师事务所。 但这对大部分英国诉讼不太熟悉与有信心的人士来说就很难接受了。他们也 没法区分一家大律师事务所与一家事务律师事务所（Solicitors Firm）有什么不同。针对后者的合伙人（Partners），大家的共识是有利益冲突，但前者的大律师成员 可视为是独立与不视为有利益冲突。尤其现在的律师市场有了改变与竞争加剧， 今天的大律师也不再是早年的“清高”形象。他们也像事务律师事务所一样，花 大量时间与金钱为自己的大律师事务所做广告、交际、会客、与全球商业人士与 公司直接交往与接触等。这一来，更难被接受与事务律师事务所有任何分别，包 括大部分的美国与欧洲公司/跨国公司，而这些公司是国际仲裁的重要用户 （Users）。 在 Hrvatska Elektroprivreda dd v. Republic of Slovenia ICSID Case No. ARB/05/24 投资仲裁，涉及被告（斯诺文尼亚共和国）在开庭审理前不久告知委 任了 David Mildon QC 作为代表大律师。但 David Mildon QC 与作为仲裁庭成员 之一的一位大律师来自同一家伦敦的大律师事务所。这带来利益冲突的争议，最 后 David Mildon QC 被仲裁庭在 2008 年 5 月 6 日下令回避。 记得在将近的时间，当时笔者（杨良宜）仍是国际商会仲裁院（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的委员会成员，首次发生同样事情，最后 ICC 为了尊重当事人自主的精神最后决定将有利益冲突的首席仲裁员（也是一位著名 御用大律师）赶走，而保留了后来才委任的一方当事人代表大律师。 然而这种做法也会带来捣乱与拖延时间的机会，例如想扯皮的被告在开庭前 不久更换代表律师或更容易的是委任一位与仲裁庭成员之一有利益冲突（往往是 同一家大律师事务所）代表大律师。这一来如果导致需要赶走与更换有了利益冲 突的仲裁庭成员，那么显然原来的开庭审理时间要押后，带来一年半载的延误与 费用的浪费。更可怕的是，到时候扯皮的被告可以再次采用同样的手法拖延，只 要不要脸就可以没完没了。 这个问题逐步有了解决与肯定性。在《IBA Guidelines on Party Repres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之 Guideline 5，已明确警告当事人不要在仲裁庭已经 成立后委任与仲裁庭成员有利益冲突的代表律师。这在伦敦国际仲裁庭（LCIA） 的仲裁规则已有了明示规定，其他国际仲裁机构估计也会很快跟从，可节录如下： “18.4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withhold approval of any intended change or addition to a party’s legal representatives where such change or addition could compromis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or the finality of any award (on the grounds of possible conflict or other like impediment). In deciding whether to grant or withhold such approval,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have regard to the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a party may be represented by a legal representative chosen by that party, the stage which the arbitration has reached, the efficiency resulting from maintain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as constituted throughout the arbitration) and any likely wasted costs or loss of time resulting from such change or addition.”
以上的发展虽然是针对当事人委任的代表律师，但没有理由不可以把同样的 做法延伸到一方当事人委任的专家证人，因为两个问题本质上是完全相同。事实 上，也已经开始有对这方面的关注，在稍早已经提到的特许仲裁员学会的《CIArb Protocol for the Use of Party-Appointed Expert Witness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之 Article 4.4(b)，已经要求被委任的专家证人披露与仲裁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 包括过去（past）与现在（present）存在的关系。
3.3 专家证人知悉对方当事人/诉讼方的机密与/或享有特免权的有关信息 另一种情况是一方当事人/诉讼方委任的专家证人掌握了对方当事人的相关 机密或享有特免权的信息（Information），这一来允许该专家证人继续做下去而不 被排除，对对方是十分不利与不公平。且不说难以控制该专家证人不使用这些会 致命的信息，只是给对方当事人增加压力尽早让步达成和解这一点就会带来不公 平。 这种情况会出现在一方委任的专家证人较早前曾在有关的争议中为被对方 当事人正式或非正式委任专家顾问团的一员，并且看到过或被告知过机密信息， 但后来“投敌”。另一种更复杂的情况是对方当事人是专家证人过去服务过的前 客户（former clients），该专家证人曾在另一个不同的案件中作为专业人士提供过 与诉讼有关的服务。如今天的著名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如四大所）的合伙人与 退休合伙人，也经常在仲裁案件中作为赔偿金额专家证人（Quantum Experts）。因为过往的业务往来，他们会对世界上许多公司的经济状况、资产分布与其他财 经资料十分熟悉。所以如果对被告公司的经济状况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被来势汹 汹要索赔一大笔钱的原告委任为专家证人，而他/她又可以使用这些知识与信息 就会被告十分不利。被告（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是原告）就免不了很担心。这是很 不公平，也不当滥用了在案件以外获得的机密信息。但反过来如果过度保护前客 户，不让曾经为它服务过的专业人士接受任何新的工作，如接受对方当事人/诉 讼方委任为专家证人，又会是太过分。毕竟，前客户自己没有想到委任该专业人士作为专家证人，但又不允许他/她去干别的活是说不过去。对该专业人士而言， 因为他/她曾经为一家公司服务过一次，期间接触过一些机密信息，以后就再也 不能接受对抗/对付它的工作，显然是不合理。毕竟，可能是 10 年前曾经服务过 （包括支持另一个不同诉讼的工作），就算接触过机密信息也早己忘掉。 这种情况对律师而言也经常发生，即以往提供法律服务时掌握了前客户的机 密与可享有特免权的信息。但这种滥用已经很少会发生，因为法律与律师协会都 对律师对前客户的道德责任（ethical duties）有了严格规定。如英国的 Solicitors Regulatory Authority《Code of Conduct for Solicitors, RELs and RFLs》之 para. 6.5， 美国的《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之 rule 1.9（Duties of Former Clients）。欧洲不少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的律 师协会对这方面的职业操守也有类似的规定与监督。 专家证人由于来自的不同专业协会（如果有），不会有这方面的规定与监督。但英国法律在 HRH Prince Jefri Bolkiah v. KPMG (1999) 2 A.C. 222 贵族院先例已 经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即专家证人（与其他提供支持诉讼服务人士）适用同样 对以前客户的操守责任。 该著名与重要的贵族院先例涉及文莱这一个石油资源充沛与富有的一个小 国，它的国王（Sultan of Brunei）经常被誉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士之一。文莱在 1983 年成立了一个国家/国王财富投资机构，名为 Brunei Investment Agency 或简 称 BIA，并由文莱国王的一位弟弟 Prince Jefri 主管。其主管期间，有大笔天文数 字的金钱进出。而 BIA 的账目与 Prince Jefri 的个人资产与个人涉及的一个近期 诉讼的法务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与调查取证（Investigation）工作都委任 了属于四大之一的英国会计师事务所 KPMG。在该法务会计工作，KPMG 动用 了 168 员工，其中 12 位是合伙人，81 位属于高管。这诉讼费用之昂贵是可想而 知。而通过该名为“Lucy 计划”的工作，KPMG 可以说是对 Prince Jefri 的个人 情况与资产分布掌握得甚至比他本人更清楚。 但到了 1998 年初，文莱国王与 Prince Jefri 两兄弟不和，这导致文莱国王委 任 KPMG 调查 BIA 的财政状况，看来是想找 Prince Jefri 的“罪证”。KPMG 考 虑到停止为 Prince Jefri 服务已有两个月，Prince Jefri 只是一个前客户，应没有利 益冲突。所以接受了委任，并开展了这次名为“Gemma 计划”的法务会计与调 查取证工作。KPMG 对 Gemma 计划也投入了大量员工，其中包括不久前参与 Lucy 计划的员工。 这导致Prince Jefri向法院申请禁令阻止KPMG继续进行这个Gemma计划。BIA 自然大力反对，认为不容易找到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调查取证的替代。而 KPMG 则保证与解释它们作出的努力是保证 Lucy 计划的机密信息不会外泄与滥用，如公司内部成立“中国墙”（Chinese Wall）简单说，一审法院作出了禁令，但这被上诉庭多数意见的判决推翻。最后贵 族院又再推翻了上诉庭的判决，最后作出禁令阻止 KPMG 继续进行 Gemma 计 划。 贵族院在这一个先例否决了早前的 Rakusen v. Ellis, Munday & Clarke (1912) 1 Ch.上诉庭先例。Rakusen v. Ellis, Munday & Clarke 先例中说一直以来的英国法 律地位是没有一个规定是不容许律师去针对前客户进行诉讼（There is no absolute rule of law in England that a solicitor may not act in litigation against a former client）。确实一直至今，律师对前客户进行或提起诉讼还是经常会发生，甚至是律师起诉 前客户追偿欠下的律师费用。但 1912 年到今天有了很大的改变，今天的商业环 境是复杂得多，商业机密（trade secrets）非常重要，机密信息一旦保护不周而被 泄露的话传播会是很快很广。所以对这一个规定有必要定立例外规则，也就是如 果能满足两个先决条件，可以不容许律师参与起诉前客户。这两个先决条件是：（一）该律师在以前为前客户的服务中掌握了一些机密/敏感信息。（二）该律师 在后来参与对付前客户的诉讼可以用得上这些机密/敏感信息，并且会对前客户 造成不利。Millett 勋爵说： “Accordingly, it is incumbent on a plaintiff who seeks to restrain his former solicitor from acting in a matter for another client to establish (i) that the solicitor is in possession of information which is confidential to him and to the disclosure of which he has not consented and (ii) that the information is or may be relevant to the new matter in which the interest of the other client is or may be adverse to his own. Although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n the plaintiff, it is not a heavy one. The former may readily be inferred; the latter will often be obvious.” 虽然上述 Millett 勋爵所说是针对律师，但该贵族院先例是针对支援诉讼服 务（litigation support services）的专业人士 KPMG，这些人士也显然是同样的法 律地位，包括本段所针对的专家证人。 看来，如果在英国法院诉讼或伦敦仲裁，遇上这种情况并带来这方面的担忧， 就可以考虑向法院或仲裁庭申请阻止/排除对方委任的专家证人继续参与，因为 这已经是当今英国法律的地位。 此外美国针对这方面的法律也是十分明确，基本地位就是如果一位专家已掌 控案件的机密信息，就不准他/她去为另一方当事人服务。在 Wang Laboratories Inc v. Toshiba Corp 762 F Supp 1246 (ED Va 1991)先例，法院说： “To be sure, no one would seriously contend that a court should permit a consultant to serve as one party’s expert where it is undisputed that the consultant was previously retained as an expert by the adverse party in the same litigation and had receive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rom the adverse party pursuant to the earlier retention. This is a clear case for disqualification.” 在国际仲裁，特别是透明与被报道的投资仲裁，也有一些类似这方面问题的 案件。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Flughafen Zurich AG and Gestion e Ingeneria IDC SA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0/19 投资仲裁。案件涉及 被告委内瑞拉政府所委任 Ricover 先生作为专家证人与他所作出的 RicoverWinograd Report 专家报告。原告向仲裁庭申请排除该专家证人与不采纳专家报 告，因为原告较早前曾经考虑聘用他作为专家证人，并在会面期间曾提供给他看 一些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与文件，但最终没有聘用而去委任了其他的专家证人。 这一个申请被仲裁庭拒绝，认为原告根本没有证明该专家证人 Ricover 先生 获得过什么信息，更不说是机密信。但仲裁庭仍保留了如果将来原告有证据证明 该专家证人的确获得机密信息，重新考虑这一个申请的权利。 表面看来笔者也非常同意，在一个寻找专家证人的过程中，会对一些最后没 有被委任的专家坦白的信息恐怕是十分有限。再说，如果一方当事人多找了几个 专家问问，而有关的行业/专业人才又非常有限，岂非对方当事人慢了半步就再 找不到专家证人可去委任？ 这一个投资仲裁也提到了国际商会仲裁院发布的 “Issues for Arbitrators to Consider Regarding Experts” (2009) 21(1) ICC Court of Arbitration Bulletin 61，其中 包括了一个清单列出了建议仲裁庭面对这种申请时应加以考虑的因素，并以这些 因素作出决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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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家证人与前客户曾发生业务关系的日子（如是近期还是年代 远久），提供服务的本质与时间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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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家证人有否从前客户（也是现在反对他/她继续参与做专家） 获得过商业机密或机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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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家证人有否向前客户明示或默示承诺过，或有法律要求，为 这些获悉的机密信息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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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家证人在有关仲裁被委任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性质（如涉及不 是双方重点争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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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家证人会在替对方当事人/诉讼方服务的期间使用与透露前 客户的机密信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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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客户是否在言行中曾经对该专家证人的利益冲突作出了弃权
（例如，早己知道但一直不反对与默示接受对方委任的专家证人）。 笔者介绍的第二个投资仲裁案件是 Bridgestone Licensing Services Inc and Bridgestone Americas Inc v. Republic of Panama ICSID Case No. ARB/16/34，原告 向仲裁庭申请把被告（巴拿马）的专家证人（针对巴拿马法律）赶走（remove） /排除（exclusion），因原告曾经找过他试图委任并给他看过一些机密与享有特免 权（例如代表律师的信函）的文件。仲裁庭在 2018 年 12 月 13 日作出决定，拒 绝了原告的申请，认为机密信息是要接收方（Receiver）明示或默示同意保密才 算。最常见是提供信息方告知接收方说：“这是机密，你要保密。”而接收方明示 回应说：“我会保密，你给我看。”也可能是接收方听到要保密后，虽然没有明示 回应，但接下去看这些说是机密的文件或听这些信息。 如果提供信息方只是自己披露机密信息给接收方（待委任的专家证人）就令 接收方再也不能在同一个案件或有关联案件中接受其他人委任，就对作为专家证 人的专业人士太不公平了。一方当事人也可以相对容易与不花钱地在一个专家人 才不多的狭窄行业，尽快把几份机密文件分发给所有人士，不理会他们看或是不 看或看多细，就可令对方诉讼方慢半步再也找不到好的专家。因为懂行的行业人 才都无端端有了利益冲突，不能接受其他人的委任，接受了也会被排除。 该投资仲裁庭判：
“One person cannot impose a duty of confidence on another simply by giving him information. The recipient … must expressly or impliedly agree that it will be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Here,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expert’s receipt of information was a discussion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whether the expert should act for the Claimant. The tribunal denied the C’s challenge, reasoning that such a discussion does not carry with it an implication of confidence.”
3.4 委任的专家证人是同一行业的竞争对手 今天有大量的商业案件（法院诉讼或仲裁）涉及敏感领域，例如知识产权、 竞争法、专利、尖端科技或产品（如药物、电子芯片、机械等），都需要保护机 密信息以防外涉。这方面在《证据法——国际规管与诉讼中的文件攻防》一书有 多处提到，如第四章之 1.4、1.7.7、1.7.8 等段有介绍。简单重复说，这些敏感与 机密信息只要与双方争议有关，就不得不在诉讼或仲裁中披露出来让对方知道 （才能去对抗或反驳），也让审理法官（或仲裁庭）知道（才能根据文件或口头 证据作出科学与正确的判决或裁决）。但一旦向对方当事人/诉讼方作出披露，而 对方又往往是业务竞争对手，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患。所以英国商业法院（仲裁庭 也是）有各种办法保护机密，其中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机密会”（Confidential Club） 限制披露出来的信息与文件只允许对方诉讼方的公司内若干少数人士阅读。这 “少数人士”通常是代表律师或公司个别雇员（如法务部），但不能是对方公司 的一些敏感雇员（如业务高管或技术部/生产部员工）。另也有法律法规（如 CPR Rule 31.22[1])）限制双方相互披露的机密文件与信息，只能在该诉讼中使用，不 得使用在任何其他用途等等。 有关专家证人，更是对这方面（机密信息的保护）特别敏感。简单举个本质 上雷同的例子，在《证据法——国际规管与诉讼中的文件攻防》一书第七章之 9.5.3 段有提到在 Davies v. Eli Lilly & Co (1987) 1 WLR 428 先例，一方诉讼方成 功抗拒对方派遣一位作为第三人的记者以顾问的身份查阅披露的有关文件，因为 该记者在查阅披露的机密文件后会在报刊爆料，允许这种做法会对申请人的商誉 /业务带来不良后果。 在同样道理下，一方当事人/诉讼方也需要抗拒对方诉讼方委任一位虽然对 对方而言是独立（independent）的，但实际上是一位与业务上强烈竞争的其他公 司有密切关系的人士作为专家证人，如是其他竞争对手的现雇员或前雇员。并且 稍早提到的机密会与其他保护机密信息的手段，也是法官或仲裁庭的案件管理权 力（Case Management Powers），只能用在诉讼/仲裁的双方当事人/诉讼方，但直 接管不了（特别是仲裁庭）第三方或另一家公司的独立人士。 所以一方当事人反对对方当事人想委任的专家证人的情况下，法院或仲裁庭 （特别是仲裁庭）为了机密需要考虑恰当的对策。例如在 Edwards Lifesciences AG v. Cook Biotech Inc (Confidentiality) (2008) EWHC 1899 (Pat)先例，拥有对一 种心脏瓣膜支架（stent valve）专利的要求 Edwards Lifesciences AG 披露它的产 品（被指控为违反 Cook Biotech Inc 的专利）的描述说明（product description） 与产品样本（sample product），其中包括一些产品设计与制造的细节。专利法庭 （Patent Court）的 Floyd 大法官判是 Cook Biotech Inc 内部的技术专家（in-house technical expert）不允许接触这些机密信息，因为看过就忘不了（“Once one learns of the confidential features of a competitor’s product, it is impossible to keep those out of one’s mind when designing new valves, or indeed designing patent protection to cover them” ）。而 Cook Biotech Inc 有外部专家的帮助已经足够。 这可能有关专家证人在一开始就完全被排除（exclusion），而不是他/她将来 会作出的专家意见证据/专家报告不被采纳（inadmissible）。因为他/她已经查阅了 对方当事人的机密与敏感信息，时间上已经太迟。但一开始就完全排除一方当事 人/诉讼方委任的专家证人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一些尖端科技领域世 界上没有太多专才，该当事人也是逼不得已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委任一位有 业务竞争的第三方公司的前雇员/前高管（举例）作为专家证人。当然作为专家证 人，是不可能禁止他/她接触与查阅双方披露的机密信息与文件，否则他/她无法 工作，总不能凭空去发表意见，作出一份专家报告。 这一来，一个可能的做法是通过委任专家证人的当事人/诉讼方要求他/她签 署一份保证机密与不披露的承诺/协议（Confidential Agreement8 /Non-disclosure Agreement）。有了这一份文书担保与协议，如果将来该专家证人涉露机密资料给 第三方（如前雇主或诉讼方的其他竞争对手），而且让诉讼方知道了，就可以通 过法院阻止，如申请禁令（Injunction）与/或索赔损失。一般有身份与地位的专家证人在明知违反这种严肃的承诺会有严重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是会严格遵守。除了这种不披露的承诺外，可以进一步要求该专家证人签署一份“限制商贸/就 业契约”（Restraint of Trade Agreement）与/或“不竞争承诺”（Non-competition undertaking）9。当然，年纪尚轻与对在有关行业的发展有雄心的专业人才，是不 会肯受到这种约束，顶多不做专家证人。 在澳大利亚的 Idoport Pty Ltd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 (No.4) (2000) NSWSC 63 先例，被告向法院申请保护机密命令（Protective Order），要求原告的 专家证人签署一份不竞争协议/承诺。法院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保护机密在该 案件情况下的重要性；的确有保护机密的重要性因为专家证人事后很难忘掉这些 看过的机密信息（the very clear difficulties in obliging a person to do what is in fact physically impossible; namely, to rid his or her mind of information which he or she has gained）；这一个行业的专家很难找得到，特别是当时已经接近开庭审理的时 间（the plaintiffs would have real difficulty in being able to find other experts in the field who would be prepared to subject themselves to the non-compete undertakings, … especially when it was so near to the final hearing）等等。最后法院认为不竞争的承 诺没有必要，只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已经是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