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文是“努力工作、努力玩耍”理念的坚定信仰者，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她总是被幸运之神眷顾
    王伟文在上海长大，在那个人们意识中仍然存留着文化大革命时代烙印的年代，她的父母希望她能够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他们总会提醒她，“市场永远需要工程师，但是律师却可能被抛弃。”进入法学院就读完全不是出于深思熟虑，而只是王伟文的一次小小叛逆。然而，她父母的主张并非完全没有依据，毕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私法领域的实践都被禁止，法律相关职业都消失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法学院重新开始招生，尽管一位她父亲介绍的法学教授对她提出了警告，王伟文仍然勇敢地成为了第一批新生。在文革期间，这位教授被从教职岗位上换下，并在农村做了几年农民。他提醒了王伟文以后潜在的风险，但是她仍然选择了前进。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职业，她说：“我很幸运，这份工作最终很顺利。”
    王伟文在复旦大学取得了自己的法学学士学位。在离家相对较近的新加坡为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五年之后，最终，她踏向了下一个冒险旅程——纽约。
    王伟文前往纽约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而当时，作为一名妻子和还不会爬行的宝宝的母亲，离开对王伟文来说并非易事。她回忆道：“实际上我离开我的女儿，把她留在我上海的父母身边时她还只有六个月大。在那个时候，我的丈夫仍在新加坡工作。所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家三口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国家。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很好地照顾了我的女儿，并常常给她看我的照片，所以在分别九个月之后我们在纽约重聚时，我的女儿能够认得我。那一刻我很感动，我为有幸拥有如此支持我的家人而充满感激。”
    保持联系的重要性
    在毕业并取得了中国和纽约两地的律师执业许可之后，家庭团聚被排上了日程。她回到中国工作，在进入企业内部律师领域之前先从事了私法领域的实践工作。她第一个企业法律顾问的职位是在泰科国际，随着王伟文对跨国公司交易领域了解的深入，她逐渐意识到她的使命就是成为一名律师，无论是在私法还是公司法务实践领域。
    王伟文目前在美国国际纸业公司担任亚洲区的总法律顾问。与很多企业法律顾问在离开律所之后所感到的一样，王伟文常常会怀念和其他律师们一起分享经验的时光，特别是与那些美国的同事。按她所言，在出席ACC2014年年会时，她怀揣着一个重要目标——重新建立联系。“在过去近八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关注于公司的国际业务，从孟菲斯到上海。我觉得我正在慢慢地和美国法律界失去联系。”
    王伟文同时也准备了丰富的业务知识来到年会上分享。她凭借在中国和亚太区所积攒的经验担任了两届教员。谈到在中国开展业务，王伟文建议将合规一直放在工作的最前沿。她说，“反腐合规、加强法治真的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工作焦点。虽然我仍然认为现在只是‘法制’，但这比权威统治或者人治要进步很多。”
    合规与业务的完美结合
    王伟文从来不认为合规会给公司业务增添障碍或者阻碍，她说：“一个强大的合规计划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着很大帮助。”她解释道，公司的道德行为将为公司建立良好的声誉，而一个道德的公司势必比那些依靠手段榨取利润的公司有着更强的竞争力。除此之外，王伟文认为，国际纸业公司是一个比本土企业透明度更高的跨国公司。但是合规问题仍然不可避免，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中国可能正在针对跨国企业进行合规执法。对此，王伟文说：
    “我不认为这是系统性或者战略性地针对跨国公司。但是跨国公司确实容易成为有吸引力的目标。它们的曝光吸引了众多媒体和社会关注。这让我们不得不努力设计出高标准的合规计划。”
    不出所料，王伟文将工作时间的30-50%都花在了合规审核政策、进行培训、调查研究、制定补救措施以及劳动法合规审查方面。对于最后一项，她说道：
    “中国的劳动保护法律非常有利于员工，这对投资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将花费大量成本。这些情况都将使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在劳动力成本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在中国发展，我认为这是制造方的主要担忧。”
    她另一半工作时间投入在企业战略问题、商务合同审查及员工管理上。
    法务与合规之间的长城
    像王伟文工作中的不同焦点一样，其法务部门的人员结构帮助保持法务和合规功能的相对独立。除了法律助理之外，还有分别由两人组成的商务团队和合规团队。这样的人员结构是最近实施的。在此之前，所有的律师都曾被分配到不同的业务部门。王伟文希望能够分离开这些功能：
    “商业律师帮助业务部门进行谈判交易，所以业务部门更多地将其视为服务提供者。而合规团队则应当拥有一些权威，并能够告诉业务部门可以和不可以做什么。他们或多或少的被看作是警察的角色，并且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合规情况调查。所以，我尽量在这两个功能之间树立起一道长城来保持两者独立。”
    合规团队同时也需要向孟菲斯总部的企业道德办公室进行报告。王伟文向孟菲斯的总法律顾问进行报告的同时，也要向区域总裁进行报告。对于这种报告路径，她认为：
    “双重报告路径是十分重要的。报告给总部相关职能领导可以充分配合总部。”她能够通过不断的沟通和每年的会面来与总法律顾问建立信任。在这种信任之下，王伟文被赋予了更多独立决策的权利。
    在未来，王伟文的战略目标是将合规根植到企业文化之中。这还需要很多工作，因为合规不仅仅是关于政策。
    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王伟文的家人分散各地。现在，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包括她的父母：
    “我真的很感激我的父母和丈夫。他们真的给了我很多支持，能够让我在抚养女儿的同时，维持一份高强度的工作。我的父母承担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为我节省了很多时间。我的女儿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让他们退休之后的生活不至于孤单。”
    虽然王伟文尚未规划未来五年的计划，但是无论她去哪里，旅行和保持联系都将是计划的一部分。
    （本文英文版权属于全球企业法律顾问协会）
    了解王伟文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瑜伽、旅行。现在我女儿正在读高中并将很快进入大学，我努力和她有更多的相处时间。她正处于希望能够对宗教甚至文化等话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年龄，并想要建立起自己与众不同的视角。
    我们经常旅行，已经一起去过了超过30个国家。在旅途中，我们相互间建立了强烈的情感纽带。我不认为我的女儿会抱怨我没有每天陪在她身边，我们之间有着很强的心理连接。
    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
    我是“努力工作、努力玩耍”理念的坚定信仰者。我在工作时努力专注集中，但是在我离开办公室之后，我珍惜那些用来追求我兴趣爱好的时间，比如瑜伽。这让我受益匪浅。虽然我不擅长冥想，有时我会坐下来冥想，但是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会忽然意识到我忘了一个电话会议。不过不论如何，这仍有助于调节状态和放松头脑。
    你对自己在未来的五年有何看法？
    我不是一个会提前计划太多的人。我知道生命中哪些部分值得珍惜。我活在当下，并只在必要的时候为不远的将来做规划。我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有着强大愿景或目标的律师，所以这可能就是东方哲学对我的影响。试图控制所有事情太过激烈，我更希望简单地顺其自然。
    在ACC年会上，你介绍了如何使用国际条约来保护海外投资。能否对我们进行一定说明？

    对外来说这个话题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在中国，很多情况下投资谈判和操作更多依靠于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但是国际上有着利用双边投资协定的趋势。中国正在从进口投资国向出口投资国过渡。他们现在正在积极地参与到这些协议之中，因为这些协议不仅仅保护进入中国的投资，还保护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和我的美国同事们分享在中国如何利用协议保护投资，是这次会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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