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里，从法学毕业生做到企业总法律顾问，作为管理者中的法律人，他带着团队为公司保驾护航十几年
    1979年初春，邓小平访美。那期间，他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红色资本家”亚蒙·哈默的一次握手，揭开了中外经济合作的序幕，也引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笔外资。
    这笔过亿的外资被用来建设位于山西朔州的安太堡露天煤矿，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随即成立。因缺乏对外交流的法律人才，周立涛被学校分配到了这家刚刚成立的公司。
    1983年，23岁的周立涛辞别湖北家乡，从武汉北上进京。
    从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到重组更名后的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集团)，他坚守在这家大型央企中一呆就是33年，不论世事沉浮。凭着自己的努力，他带领团队树立并巩固了法律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顶着中国法学院能源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等头衔，周立涛的主要工作仍是中煤集团总法律顾问，他调侃自己的日常工作是“改不完的合同、打不完的官司、要不完的债、没完没了的风险控制”。对于企业法律人的角色，他将之定义为“企业发展的保驾护航者”。
    从法学毕业生到企业法律总顾问
    周立涛毕业于原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后来他才知道，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的原因，是“学校认为我的英语还可以”。
    “前期跟美方谈，美方带着律师和会计师，我们的人都是官员。为了对等，公司成立了法律部，要求招两个年轻人，北大一个，我们学校一个，就是我。”周立涛回忆道。
    大学毕业时，老师那句“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周立涛依然记得格外清晰。虽然没有能够去边疆，但他确实到了当时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改革开放的“前线”。
    正式入职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后，周立涛开始跟随领导运作安太堡露天煤矿项目。哈默的首期投资就达两亿美元，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法学毕业生也渐渐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对法律的影响。
    “那时的中国，法律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计划经济也没有什么法律风险，企业没有太多自主权，也没有市场流通，所以法律不被重视。然而改革开放后，对外合作就需要法律了。”周立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既然是工具，不需要时便可放起来。安太堡项目完成后，法律部被撤销，周立涛被公司派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外语，随后又先后被派到海外做业务。
    实打实做对外贸易的那些年，周立涛做过外贸员、外销员、报关员、报验员；做过出口水泥、煤炭、炸药业务；在菲律宾当过小煤矿矿长；在乌克兰做过贸易公司经理……直到1994年回国，他被公司告知：应收账款太多、准备重新组建法律部。
    1995年，法律部恢复，领导给了周立涛两个“兵”。
    “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法律部不要在我手里再被撤销。”于是，35岁的他开启了拼命三郎般的“要债”模式。
    带着助理，周立涛拼命地打官司，最多的一年，官司打了五十多个，出庭54次。这就意味着，几乎每一周，他都要带着手写的材料进出法院。
    如此努力，法律部慢慢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当领导告诉他要“再给法律部加两个人”时，周立涛默默地在心里松了一口气：法律部，应该不会被撤了。
    “可官司打完了怎么办？”他又开始了新的思考。公司的合同，跳进了脑海中。
    于是，法律部主动联系业务部，表示可以帮忙修改合同。因为在周立涛看来，“合同管理是企业法务管理的核心问题”。
    当法律部逐步将合同管理起来后，公司的应收账款和法律纠纷均有所减少，法律部的努力再次得到了公司的肯定。1999年中煤集团第二次重组时，法律部又被保留下来。
    如今，已更名为法务部的团队共有12人，主要职责包括：负责中煤集团法治规划制定和落实，参与企业重大经营项目和决策依法合规性审查，开展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和内控管理工作，完善资本市场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保障公司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制等诸多方面。
    周立涛已稳坐中煤集团法律总顾问数年，更让他乐得看到的，是中央企业法治工作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强力推动下，在各企业领导的重视下，法治工作越来越完善，企业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强，中国的企业法务人员队伍，也从他毕业时的屈指可数，壮大到数万人。
    让我们法律人来试一试
    “在菲律宾、柬埔寨、美国、巴西、泰国、俄罗斯……我都要过债。”周立涛调侃说，满世界要债，是他前些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可是一份考验耐性与智商的工作。曾经，中煤集团在印度的某个项目进展不顺，并在当地引发了一些不良影响，商务部和外交部均要求中煤集团尽快妥善解决纠纷。“总经理亲自带着我们去跟印方谈，打算要么赔两千万全身而退、要么添钱再建。”周立涛回忆。
    然而印方没有同意，并坚决要求按照合同规定中止，然后走法律程序，同时要求中方赔偿约3.7亿元人民币。总经理动了撤退的心，周立涛对他说：“你先撤，这里，让我们法律人来‘玩一玩’。”
    周立涛带领团队下的第一步棋，是要求在印工地不要接受印方的中止令，然后抓住印方问题也主动要求中止。
    “对方的中止令得寄到中国，我们的在印度公路局盖章就好。”打好这个时间差，中煤集团的中止令首先生效，当地法院冻结了三个预付款保函。如此，钱是先保住了。因为如果对方先中止，依据银行“见单即付”原则，保函的一个多亿就将不保。
    保住了钱，依然不能解决问题。印度属判例法国家，法院没有永久冻结保函的先例。因此，官司每21天就要在新德里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一次，而法院冻结保函最长只能是半年。在这半年间，中煤集团法务部一边配合出庭，一边与印方交涉，希望成立仲裁庭。
    终于，印方同意，仲裁庭成立。
    眼看着半年期到，周立涛特意将法院和仲裁庭开庭选在同一日，并把仲裁庭安排到新德里高等法院旁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
    安排妥当，中方到法院突然要求撤诉，“因为再审就要解冻了”。在经历了一时的吃惊后，印方很快冷静下来，寻找对策。
    拿着新鲜出炉的解冻令，周立涛往仲裁庭跑，要求再冻结；印方律师则直奔汇丰银行，希望拿钱。
    “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前说了，让他们到汇丰银行想办法阻止印方律师，给我赢得时间。”如今回想，周立涛说，很多事情还真是靠运气。
    汇丰银行距离新德里高等法院并不远，然而就在这次开庭前不久，银行楼顶塌了，银行业务临时转移到了二十多公里外的新区。新德里是世界闻名的“堵城”，等印方律师两小时后赶到银行时，仲裁庭已再次冻结了保函，钱又保住了。
    转入仲裁后，官司一打又3年。相关的法律材料，从最初的一小本，到最后变成了八百公斤，每次开庭，都需要用货车拉、十几个小伙子搬。最终，中煤集团打赢了官司，分文未赔，全身而退。
    回顾新德里那4年，周立涛感觉“像小说一样”。为何最终能赢，他说“可能是我们材料准备的好”。如今，面对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他希望这些企业能够更多一点主动维权，而不要总是被动受欺。
    法律人员的管理者 管理者中的法律人
    除了打官司、写合同，企业的法律人还能做什么？在成为中煤集团总法律顾问后，周立涛开始探索这一新课题。参与管理，成为他的着眼点。
    “企业领导者考虑的是企业怎样生存发展，法律管理者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保障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周立涛说，“企业法律人就要明白，在具体业务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做什么，以此来预防风险。任何环节，法律人都参与得上，也一定要跟得上。”
    如今，中煤集团的投资项目，均由业务部门、财务部门和法律部门协作完成。矛盾经常产生。“比如一件事可干还是不可干，业务人员要业绩，肯定要干。法律人员如果认为不可干，那考验其水平的时刻就到了。”
    周立涛的说服原则是：如果不可干，必须要把不可以的理由说得足够充分，同时尽力提出解决方案。
    2007年，周立涛获得法国巴黎HEC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1年，他又取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法学和管理学汇集到了周立涛的工作思维模式中。
    周立涛将企业法务部门看成是企业的“防火墙”，是企业永远的“保障部门”。中煤集团的每个大型项目都有法律人员介入。“法律人员的管理者，管理者中的法律人”，是他对自己的定位。
    就在周立涛带着团队为公司保驾护航的十几年间，中国的企业法律顾问机制也渐成气候。
    “进入新世纪时，大家对加入WTO争论很大——是不是狼来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能否与国外企业竞争？中国企业控制得了风险吗？”周立涛依然记得当年的忧虑。
    国家层面的工作在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1997年，国家经贸委印发《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开始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2002年成立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接管了原国家经贸委的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工作。2003年3月的第一批试点单位共17家，中煤集团是其中一家。
    如今，一晃13年，当年同批试点的同行们都已退休，周立涛成了硕果仅存的一位。
    “以前，大家都叫我小周，后来变成老周，现在，可是周老啦！”他笑着说。
    中煤33年间，周立涛坦言“有过好多诱惑”“也动过几次心”，然而每次，他都选择了不离开。
    “我觉得人首先要感恩，公司培养了我。我毕业以后，领导带着我满世界跑、让我开眼界，然后公司又让我去学外语，给我两次机会读硕士。公司上下对我都不错，有了试点马上举荐我，应该说公司能给我的，都给我了。所以我要感恩，不忍心离开。”
    然而如今，他在思考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留住公司的年轻人。
    企业走出去 最大的风险是没有风险意识
    作为中煤集团总法律顾问，周立涛的办公室颇具雅气。2月17日，在位于北京北二环外的集团总部大楼里，周立涛接受了法治周末记者的专访。对于企业法务顾问制度、中国企业走出去及当下煤炭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他与记者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企业法务人员地位应更加明确
    法治周末：在一家大型企业中，法务人员的主要工作应当包括哪些？
    周立涛：我认为有以下五项，即防范企业风险、参与管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合规管理以及人才队伍建设。
    其中，防范企业风险是最主要的一块。法务人员要做到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救。防范企业风险的源头，就是参与决策。因为决策决定成败，一个投资项目的决策失误很可能靠其他方法很难补救。
    法治周末：让法务人员参与企业管理中，如何具体实现？
    周立涛：要把法律管理渗透到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成为企业管理的一部分。法律管理不会因人的不同而不同，将制度固化后，制定工作流程，不管什么人都按这个制度和流程来。
    同时，90%以上的企业经营活动都是通过合同来实现的，所以合同管理又是法律管理的核心。合同管好了，有官司也不怕；合同管不好，没有官司都害怕。
    法治周末：合规管理在中国企业推行起来貌似比较困难。
    周立涛：对。中国企业的许多项目都是边建设边合规，为什么呢？因为想在事前把所有的手续办全，不太现实。打个比方，开一家煤矿，需要盖三百个公章，这么多公章，专人办下来也得三五年。这就给合规管理提出了一个难题：什么叫合规？合规的底线是什么？
    怎样既不违反国家法律，又能把项目正常往前推，这是我们工作的难点。在这方面，法律还有一些空白，有关部门的宏观管理还有不科学之处。
    法治周末：为何将留住人才也作为工作的一个重点。
    周立涛：培养一名毕业生成为能独当一面的企业法律人员，至少需要三五年时间。现在，因为待遇和环境等原因，很多人培养出来以后就走了。我们的很多二级企业都在山区，也很难留住法律人才。所以这些年，我们也在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
    法治周末：你认为怎样才能留住人才？
    周立涛：第一是给人晋升的机会和空间，第二是创造良好和谐的工作环境，第三才是待遇。有些人平时会抱怨待遇不好，但如果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他也不愿意离开。
    法治周末：我国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发展至今，你认为眼下最需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周立涛：第一，要从国家层面、而不仅仅是部委层面，制定企业法律顾问管理条例。明确企业法律人员的职责和权限，这是最主要的。
    第二，要把企业法律顾问统一到国家司法体系当中去。
    第三，明确企业总法律顾问的地位。现在，企业总法律顾问的地位很尴尬。我曾给自己取过一个外号叫“二大爷”，也是调侃。你说我不是官吧，比官还大；可你说是领导吧，又什么都不是。
    没有认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法治周末：近年来，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去”。作为从事多年对外贸易工作的法律人，你认为最有可能出现风险的地方在哪里？
    周立涛：最大的风险是大家没有风险意识，没有认识到风险。
    很多人都以为走出去，风险不大，跟国内做项目一样。其实完全不一样。国内做项目是边干边看，出了问题，有上级领导和地方政府来沟通。
    在国外，这些东西都没用，一切按法律来。所以在做事情之前，一定要把所有与法律有关的问题都想好，把所有该合规的地方都做好。如果一个国外项目因为前期没有考虑好而出了问题，那几乎是灾难性的。
    法治周末：还是需要法律给予支撑？
    周立涛：对，尤其是现在。我们看以前“走出去”，是货物先走出去，然后人走出去，再到资金走出去，这是一个慢慢熟悉外面世界的过程。
    现在有很多人，前两步不走，直接走第三步，还没学会走就要跑，对当地的贸易规则、经济状况、风土人情都没搞清楚就去做。那怎么避免摔跤呢？就要靠法律。如果对法律不重视就盲目去干，走出去以后，没有不出问题的。
    法治周末：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纠纷多吗？
    周立涛：走出去的风险大，但目前纠纷不多，因为很多人不愿意走法律程序。中国人出去少有主动维权的意识，很多事吃了闷亏就认了、算了。只有被逼到没办法，才会被动维权。因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败诉率还是比较高的，败诉了也不愿意说，觉得家丑不可外扬。
    中国企业要想与国外企业同台竞争，真正走向国际舞台，想不吃亏，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煤炭独大的状态仍将继续
    法治周末：煤炭行业近年来先后被各种言论唱衰，对此你如何看待？
    周立涛：很多人说是环保的压力、经济放缓的压力、进口煤的冲击，等等。但我认为，打败煤炭的不是外部因素，而是煤炭人自己。为什么？
    第一是煤炭产能释放太大。前些年全民投煤炭，不是搞煤炭的也来投，几万亿扎进来，可市场就这么大呀。现在市场需求放缓，但也还是在增长，并未减少；可是产能过高，比需求多出了十几亿。
    第二是煤炭市场的无序竞争导致利润转移。煤炭尽管价格下降，但利润并未减少。但是上哪去了？全转移到下游的电厂去了。这几年电力行业赚了许多煤炭的利润，但这其实是煤炭行业自身竞争所导致的后果。
    法治周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周立涛：唯一的办法是产业结构重组，但短期内很难解决。
    法治周末：比起石油，煤炭市场是基本放开的。与民企相比，国企的短板在哪里？
    周立涛：煤炭行业早已真正走向市场了，现在全国范围内的煤炭企业有一万家左右，民企占一半。民企的灵活性更大，国企包袱重，因为有人员问题。
    法治周末：也有言论称与石油类似，中国好的煤炭也都出口了，事实是这样的吗？
    周立涛：并不是。我国煤炭出口最多的一年是9000万吨，当时的产量是30亿，出口量只占不到三十分之一，这还是本世纪初。从那以后，国家就不鼓励煤炭出口了，出口不再退税，还要加税。再加上价格倒挂，国内煤炭价格比国外高，出口自然就减少了。去年我们40亿吨的产量，只出口了几百万吨；但进口了三亿多吨。
    法治周末：那会否进口越来越多？
    周立涛：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是现在这个比例了，十分之一。因为现在国内煤炭价格也下降了，国内外市场比较接近。
    法治周末：你认为煤炭独大的格局会变吗？
    周立涛：在未来至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以煤为主要能源的格局不会变。
    我国的能源特点是多煤少油缺气。现在，石油进口过半，天然气进口占60%以上，水电已接近饱和、核电、风电、太阳能都成不了主角。与此同时，60%左右的电厂还是在靠煤炭发电。
    当然，如果石油价格接着降、持续降几年，对煤炭的冲击就大了。
该内容可能有会员内容，需要登录查看全文，点击这里在顶部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