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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打假涉案80亿公司打假“别动队”解密

2013/4/2 字体: 来源: 作者:

  者按

  

 

  市场份额高的企业,往往会面临着产品被仿冒的风险。假冒商品抢走的不仅是企业的收益,还会对企业的品牌和商誉产生负面影响。今天,企业越来越认识到通过自己建立打假体系来规避、管控风险的重要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企业借助的,常常是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力量,比如雇佣前FBI特工;企业运用的,也是超出人们想象的资源,比如每年在利润中占比不小的资金。而有效的管控,给企业带来的,也不仅仅是丰厚的金钱回报,还有客户和消费者的高度认可——它才是让企业生意长久的法宝。

  我们试图通过一组企业打假的案例,解密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小组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工作,为企业带来了怎样的价值。

  提升市场份额几乎是所有企业梦想的目标,但是“树大招风”,市场份额高的企业也面临着被仿冒的几率更大的风险,打假已成为有一定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的企业无法绕开的话题。

  “汽车零配件、食品、日用品、钢材等,只要是市场认可度高的,无论品牌大小都可能受到假货的深度困扰。”每年都要接几十单企业委托打假生意的深圳市王海企业顾问有限公司创建人王海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早在上世纪的9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已经超过香港、台湾等地区成为东亚最大的制假、售假的源头之一。

  “假冒商品不仅抢走了本应给企业带来的收益,而且质量低劣的假冒商品损害了企业的品牌和商誉。”知识产权律师张敏认为,由于现在造假手段多种多样,假货交易十分隐蔽而技术性鉴别的要求又越来越高,一些国际大品牌公司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假冒产品的挑战。

  谁来打假

  因此,一些企业主动建立一整套打假体系、打假网络、打假情报系统。“企业主动出击去打假的,一般是发现假货对市场销售和份额产生影响,或者有来自销售代理商的压力,因为假货冲击而影响到销售任务的完成。”王海说。

  他介绍说,大的企业都有专人负责产品的打假工作,有的会有一个内部小团队,特别是外资企业,对此重视度更高。

  但是“内部团队一方面人手有限,且被辨识出的可能性更高”,王海说所以除了内部人员和团队,一些公司还会找外部第三方的调查打假公司,这些公司会配备一批社会知名打假专家和较先进的调查取证设备,以假货窝点侦察和市场调查为主,而权利人企业内部打假团队会协调政府工商等部门协同执法。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现有注册的商业打假调查公司约3700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

  “通常是经销商举报以为是‘窜货’,企业深入调查发现是假货,或者是企业自己在巡查中发现,然后委托调查公司更深入调查。”王海告诉记者,在行业内,“打假”业务有一套基本的作业流程,首先深入调查产品的生产地、销售流程及销售渠道、产量及仓库等假货信息和造假企业相关责任人、企业内部规划、主要技术人员等侵权人的有关情况,市场营销状况等市场动态,并进行全方位各种取证活动,然后及时通知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打假,在获得证据后可以按照国家的法律进行相应的诉讼。

  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国内的打假公司也良莠不齐,比如一些企业是按照假货产品的数量来支付酬劳,而这些假货被收缴后通常由相关部门销毁,一些打假公司可能串通相关部门将假冒产品10万瓶改为50万瓶,获得更多收入。

  这也是最多时曾有五六家本土打假公司为其服务的宝洁后来更信任美国以至全球最大的金融及CEO安保公司平克顿这样的外资打假团队的原因之一。2000年后,宝洁大部分打假业务由平克顿独家代理。

  企业对打假活动投入不菲。王海透露,一般在行业排到前5名左右的内资企业,如复印纸类企业,每年打假的费用约为200万~300万人民币,药企的投入会更高,通常会达到300万~500万;而一些排名靠前的酒厂在打假方面的预算投入则可能达到上千万。

  不过王海在调查中也发现有的企业会在打假方面有些顾虑,因为卖假货者可能是厂家认识的个别代理商或者是前代理商,另一方面,也会担心消费者误认为该品牌的假货多而失去信任,“所以有时打假还需做好保密工作。”

  假货像“小强”

  “打假是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制假者往往非常市场化地把握需求。”联合利华的一位内部高层对记者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由于跨国公司主要在一二线城市发展,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假货很多,打假任务非常艰苦。现在随着现代通路的发展,联合利华的产品也随着超市下到低线城市,这些超市一般都是和联合利华全面合作的,假货基本没有机会。

  “但这并不是说假货就减少了”,他表示,而是形势不断变化了,比如假货会进入到日化专销店或者批发市场,还有一些假货出口到海外。据他透露,联合利华每年的打假费用也有上千万。

  在他看来,假货就像“拍不死的小强(指蟑螂)”,由于国内法律规定制假金额有一定的限额才判刑,但往往有的制假者并不会有很多存货,所以制假企业的效益与违法成本相比会大很多,有的时候制假企业的机器被封存了,过了一段时间还会继续生产。

  “某些制假基地往往涉及到多个相关品牌,比如某制假牙膏灌装工厂可能将同样的原材料灌装到高露洁、洁诺等不同品牌的容器中。”一位业内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因此,不少市场上的同行“冤家对头”们开始寻求成立“打假统一战线”,特别是深受假货困扰的知名跨国公司。

  2000年3月,由宝洁公司牵头发起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 (QBPC)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个可谓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打假组织,第一批成员公司为耐克、联合利华、强生等在中国的28家世界最著名的跨国企业,截止到2011年8月30日,已经有198家跨国公司加入了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

  参与这个打假联盟的企业除了每年交1万~2.5万美元不等的会费以外,平均每家公司还要花四五百万元人民币用以“民间打假”。

  来自国家商务部的信息显示,2012年,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取得显著成果,行政执法部门共立案27.4万件,涉案金额79.9亿元,捣毁窝点1.5万个。

  

 

  辉瑞的前FBI打假团

  安第斯山麓西侧干燥温暖的秘鲁利马,带着防爆锤的200名警察突袭一家集市,粗陋的包装机械、用于印刷商标的纸盒和塑料袋,还有成百上千假冒美国辉瑞的“万艾可”(VIAGRA,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假药制作环境恶劣,用的是脏水,露天的作业环境,旁边虫子老鼠随处可见,这就是这间简单制假“车间”的全部。给秘鲁警方带队的John P. Clark (约翰·克拉克)是辉瑞公司副总裁兼首席安全官,在美国联邦各司法机构供职28年并官至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高层后,Clark现在是辉瑞“全球企业安全部”的“头儿”,负责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查越来越多利马集市的制假作坊和更加隐蔽的贩假链条。

  这家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每年用于打假的花费数百万美元,这仅仅只是公开的数字——在其神秘的负责打假的“全球企业安全部”中,来自前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国家司法部、国家海关和缉毒特工部门的干练执法官员组成了史上最豪华高效的企业打假团队,而多年职业养成的性格是最契合辉瑞打假工作的基因——他们谨慎少言、行动高效、稳准狠的出手总是能“一招毙命”。

  1998年,“蓝色小药丸”万艾可问世,1999年假药问题就开始出现——这种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及早泄的口服药物,迅速撬开了一个隐秘而不能言说的巨大市场。假药贩子们,通过网络、电话等私密的不见面方式,更低价格的诱惑,发现了一条掘金通道。

  更紧迫的现实在于,现阶段有一部分假药已经进入了合法的销售渠道,辉瑞已经有21个假冒药品在50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合法的销售渠道,情况越来越复杂——来自辉瑞的信息显示,以前80%、90%的假冒辉瑞的药都是万艾可,2010年万艾可的假冒率降低到57%,一些新的心血管、肿瘤治疗药物正在被越来越多假冒。

  Clark的部门最初只在纽约和伦敦安排了10个人,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远远不够,一张覆盖世界地图的办事处网络在随后的几年间迅速建立起来,包括香港、首尔、曼谷和南美、北美的这些驻点各自向外辐射,还有许多兼职顾问遍布全球各地,他们直接向美国辉瑞总部汇报。

  来自辉瑞全球安全部的数字显示:2011年,假冒辉瑞药品的1628个案件发生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拉丁美洲占15%,欧洲占31%,亚洲占48%。

  但前FBI们想要在并不熟悉的亚洲迅速破案显然并不容易,一点点本土的支援和线人们的帮助是再好不过的。

  “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的出现满足了辉瑞的打假需求。

  随着假冒产品的增多,以律师为主的这类公司凭借在全国建立的线人网络为客户服务——先由线人搜集公司客户在各地被假冒的信息,再向当地政府部门举报,然后代理这些客户在知识产权方面需 该内容可能有会员内容,需要登录查看全文,点击这里在顶部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