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重大决策

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复杂多样，决策是管理中经常发生的一种活动，是管理的核心，也是现代管理者的主要职责。

企业重大决策也叫企业战略决策，由企业最高层领导做出，是解决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问题的决策，它具有影响时间长、涉及范围广、作用程度深的特点，是战略管理中极为重要的环节，起着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它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决定企业发展前景,管理实践中因重大决策不当导致陷入被动或者困境的事例屡见不鲜。

战略决策涉及企业发展方向、经营方针、经营目标、企业转型等事关企业生存的重大问题，因其带有风险性特性，在决策中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需要进行严格的可行性论证和合规性论证。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决策法定程序，建立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等系列重要举措，这标志着我国决策咨询制度确立了法律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规范重大决策程序、完善依法决策机制已成为今后管理决策中的重中之重。

什么是“重大决策”,当前并无官方定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及国务院国资委相关制度所明确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应履行的职责内容，仅就重大决策事项明确了基本范围，尚未进行细化。有研究者认为重大决策是“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等特点的决策或涉及决策相对人较多,成本或金额较大的行政决策”。而各地行政程序往往对重大决策事项作概括+列举式的描述。由此可见,对于什么是重大决策的内涵及外延,目前尚无明确共识。这些规定看似覆盖面广,考虑周到,但是仔细分析后会发现其既不明确也缺乏可操作性。重大决策概念内涵和外延理解上的模糊与差异,直接影响制度构建,在这样的情况下,厘定相关“重大决策”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这一概念不能厘清,那么“重大决策追究终身责任”就无法真正落地，所以，如何定义“重大决策”的概念及其范围,就成为构建相关制度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就国有企业而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0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中首次提到重大决策事项及范围：应当由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职工代表大会和党委（党组）决定的事项。主要包括企业发展战略、破产、改制、兼并重组、资产调整、产权转让、对外投资、利益调配、机构调整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企业党建和安全稳定的重大决策等。

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印发《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对重大决策及其范围划了一条底线：对集团管控、购销管理、工程承包建设、转让产权、上市公司股权和资产、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并购、改组改制、资金管理、风险管理及其他等十个方面明确责任追究的范围，划清国有企业重大决策事项的“红线”。

国务院国资委于2018年印发《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对中央企业应重点关注的集团管控、风险管理、购销管理、工程承包建设、资金管理、转让产权、上市公司股权、资产、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并购、改组改制、境外经营投资及其他等十一个方面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责任界定，再次重申了中央企业重大决策事项范围的底线。

综上所述,厘定相关“重大决策”概念是构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基础一环,应当审慎考量“重大决策”的内涵和事项,制定具体清晰便于执行的重大决策认定标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等上级机关和监管机构的要求，结合中央企业自身的使命和责任，中央企业应进一步加强自身规范，将监管部门的红线要求和自身战略发展所涉及事项纳入重大决策范围，并进一步明确具体量化标准。简言之，企业重大决策，是指企业在满足监管机构要求和自身战略发展实际的基础上，针对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大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审时度势，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明确的目标，根据客观可能性，借助一定的工具、技巧和方法,对影响目标实现的诸因素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后,提出若干可选择的方案并最终确定和采取最优方案的过程。重大决策事项范围理应涵盖上级监管机构的一系列要求。

企业重大决策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和关键，内容广泛，影响深远，关系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发展，决定企业的成败兴衰，务必引起足够重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