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日渐暴露,经济发展内外条件的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可能导致经济滞涨局面出现的因素日渐增多,我国将逐渐步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危高发期。如不及时改善经济结构,彻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标本兼治,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的交相震荡将越来越密集,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几率将明显加大,甚至引发政治社会剧烈动荡。

      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一般诱因　　

　　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一般诱因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一是通货膨胀。如 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由于一国内外债务高企,被迫大肆征收铸币税,引发严重通胀和价格体系紊乱。二是资产泡沫。如 19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大量金融产品的信用质量与某一类资产价值挂钩,使之成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资产。一旦价格泡沫破裂,心理预期的变化带来金融资产价值的普遍调整,金融机构巨额不良债权显现,以致频频破产倒闭引发金融危机。三是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如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持续的巨额对外贸易逆差,固定汇率制下外汇储备不足且金融市场开放,使本币在冲击下被迫大幅贬值。四是金融市场外部动荡。如1998年香港联系汇率危机,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货币纷纷竞相贬值,外围环境动荡不定,引发投机资本对港元的大规模沽售活动。五是主要金融机构不健康和内控机制不健全。如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中国 1990年代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等,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深层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经营效益低下,案件频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重过高,抵御风险能力低下。六是监管松弛或监管制度有重大缺陷。如1997年阿尔巴尼亚乱集资引发的金融危机,金融法律和司法制度不健全造成市场主体行为扭曲,最终酿成金融和政治危机。七是监管的被动跟进无法适应金融创新。如次贷危机,现代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工具日益精细复杂、信用链条不断延伸,而相应监管架构的调整无法及时到位,缺乏对相关主体的问责机制,导致金融活动中权责对应失衡,投机活跃。在持续数年信贷扩张、资产价格上涨、市场盲目乐观的背景下,个别交易风险逐渐累积成为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综上所述,系统性金融风险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货币汇率等宏观因素和突发事件引发,另一类是金融机构经营不佳与监管的制度性缺失引发。就后者而言,更多是通过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普遍恶化,进而引起市场流动性紧缩造成。促使个别风险不再是通过由一家机构传导到另一家机构的链式途径,转而表现为从单个机构或市场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关键因素是信心和预期的破坏,即信用的破坏。其中,投机行为的大量存在则扮演了风险传导助燃剂的角色。

　　从新兴市场国家特点来看,央行及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往往缺乏独立性,货币发行和财政支出都面临一定软约束。政府更多倾向于运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优先促进增长,同时维持适度通胀率以平稳征收铸币税,并促使政府对国内负债缩水。此外,由于监管体制不完善,缺乏独立、健全的司法体系,对金融机构及金融从业人员的失信行为缺乏有震慑力的问责机制,更容易滋生道德风险。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也更大。

　　国内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与发展态势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诱因不仅来自于以上一般情形,且具有转型经济体典型的改革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包括两类。

　　一类是金融领域部分环节自身的改革不到位。相对而言属于局部的、主要限于金融系统内部的风险,能够通过一般性的制度建设加以防范,或者通过紧急救助和处置有效应对。

　　另一类同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在错误的宏观信号引导下,实体经济结构发展失衡,造成金融体系扭曲性跟进。一些可能诱发重大风险的领域,如房地产市场泡沫、地方投融资平台、信贷结构不合理、国际收支失衡与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产能过剩等,都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息息相关。主要风险隐患之间往往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并日益呈现出疑难杂症式的特点。任何一个环节持续恶化,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当实体经济和金融问题纠结在一起,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将无法代表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风险不再简单通过资产负债表的链条式传染,在最坏的情况下（即政府信用出现危机）,甚至可能通过公众信心和预期的大面积破坏,实现爆炸式扩散。而在诊治手段上将面临动辄得咎的两难境地,传统的调控与监管措施、风险处置手段（如补充资本金、改善杠杆比率等）的局限性日益明显。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金融领域的“信用”安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信用作为支撑,政府既是主要金融机构的所有人,也是金融风险唯一的监管者、风险处置者和金融机构的最后救助人,政府与主要市场主体具有深度的利益关联。而监管者和所有人的身份重合,使得在很多场景下,确保金融机构审慎经营的监管措施不得不屈从于其它目标。由于缺乏清晰的产权约束,国有金融机构还往往存在财务约束松弛、经营效益不佳、疏于风险防范等问题,盈利水平对于行业垄断地位依赖性较大。而风险处置手段无论是通过财政注资,或者通过最后贷款人予以紧急救助,其有效性都高度依赖财政资源。大量金融产品和机构的信用水平则严重依赖政府信用,风险发生的强度和概率与经济增速和政治稳定性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因此,不论风险肇始于哪个环节,一旦构成系统性影响,政府信用危机将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大来源和风险的最终汇聚点。

　　未来20年,随着可能导致经济滞涨局面出现的因素日渐增多,中国将逐渐步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危高发期。其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日渐暴露,通货膨胀将向成本推动和需求带动的双轮驱动型转变,专注于国内流动性管理的货币政策在遏制通胀方面局限性日益突出。其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经济发展内外条件的基本面出现重大变化,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难以为继,依靠粗放式要素投入推动低层次产能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已到了发展的临界点。在企业成本不断攀高,外需长期疲软的背景下,不难预料,我国经济增速将逐步回落,进入次高速和中等速度增长时代,通过GDP高速增长来稀释与消化风险的难度增加,使我国进入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高风险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