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李湘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这些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案件标的额并不大，客户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弥补损失，更重要的是针对某项银行的制度或规定提出挑战；第二，起诉主体主要为个人客户，这些个人客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有些客户自身就是律师；第三，争议焦点集中在对银行服务或者产品的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有所质疑，包括银行是否正确执行银监会优惠政策、是否正确报送个人信用记录、是否谨慎审查贷款合同、是否合理发行和管理理财产品等等。

　　首先，商业银行的服务产品创新与业务水平滞后之间的矛盾。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科技含量高、专业性强的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要求银行的业务能力相应提高。如金融衍生产品、电子银行业务对银行产品的设计和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现实中部分银行的业务能力尚待提高，使产品和服务出现瑕疵，从而损害银行客户权益，导致纠纷发生。

　　其次，银行客户金融知识匮乏与维权意识增强之间的矛盾。大多数消费者对相关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金融常识知之甚少，在接受商品和服务时也不及时咨询相关的银行工作人员，甚至签署书面文件和电子合同的时候不仔细阅读条款，由此做出选择具有盲目性，并不清楚相应的法律风险。当出现消极法律后果时，越来越多的银行消费者会积极和银行沟通、提出异议，沟通无果后就会通过诉讼程序维护自己权利，呈现出较强的维权意识。

　　其三，银行的业务拓展需求与风险内控机制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银行不断开拓新客户和新业务，现实中部分银行对市场评估不充分、业务人员不对客户进行评估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出现产品服务不符合客户需求或客户预期，产生较大市场风险；而且出现问题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反馈解决机制，应对客户的投诉流于形式化，导致银行和客户之间容易出现争议，引发更多法律风险。

　　目前我国银行客户基本上处于被动消费状态，处于弱势地位。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形式、内容、价格等仍由银行决定，因此银行对银行客户的权益保护有更大责任。李湘建议银行加强完善法律风险评价体系和客户纠纷解决机制，银行不仅应在新业务开展之前进行法律评估，对于现有业务也应定期做法律风险评价，以便对风险较大的产品和服务予以改进。银行还应建立快速、有效的纠纷解决和应对机制，应对客户的投诉和起诉，及时总结争议产生的原因并研究解决方案，对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密切关注跟进，避免引发更大的负面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