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竞争白热化，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大，风险防范难度也越来越大。近几年以来，从顾雏军、张海、黄光裕、严介和等商界翘楚到德隆系、中航油、中储棉、中国银行等明星企业都大案频发，而前段时间发生的达能“强购”娃哈哈一案，更使得国内工商界顿时风声鹤唳。原因何在？他们都撞到了法律风险的暗礁上，法律风险防范已成企业、企业高管们急需补进的一课。
与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等其他风险不同，法律风险可控可防。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指企业建立的对法律风险进行评估识别、控制、监控与化解的系统工程。建立完善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进行全面、综合法律监控的机制，并通过对监控过程中发现和反馈的实际问题进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逐渐优化法律风险防范的制度设置和操作流程，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更完善的法律环境。

一、中国传统法律顾问制度，在服务内容、人员配置、服务形式和业务开拓等方面，都存在重大缺陷，无法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驾护航，根本不适应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真实再现】
1996年3月28日，娃哈哈集团公司宣布和娃哈哈美食城、达能控股的金加公司合资成立了5家娃哈哈合资公司。根据当时的合同显示：娃哈哈方面占49%，金加公司占51%。由百富勤的梁伯韬出任首届董事，达能方秦鹏与杜海德出任董事。
1998年4月，百富勤将自己在金加的所有股权卖给了达能，达能100%控股金加，从此变成了达能独家与娃哈哈合作。
对此，时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的宗庆后认为，百富勤在娃哈哈不知情的状况下将股权卖给了达能，形成娃哈哈合资公司被达能控制的局面。但是，注册在新加坡的金加公司，其实在成立之初就被达能控股了70%，香港百富勤只控股了30%，这意味着达能从一开始就实际控制了娃哈哈。
与此同时，达能也曾提出，将“娃哈哈”商标权转让给与其合资的公司，但此举即刻遭到国家商标局拒绝，因此后来达能与娃哈哈便改签了一份《商标使用合同》。
但是，正是这份《商标使用合同》，成为了日后“娃哈哈事件”的导火线，合同中一项看似不经意的条款，让娃哈哈在与达能的抗争中陷入了被动。在双方签署的合同中有这么一项条款：“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
除此之外，当时双方还签订了另外一份简式使用合同，而这份合同当时已由国内工商局备案。同时，未经备案的《商标使用合同》还约定：甲方和乙方理解并同意签署简式使用合同，仅为了在中国商标局和工商局注册之用，而所有管制使用商标的条款和条件则包含在本合同中。
2005年，双方又签订了《商标使用合同》的第一号修改协定。在此协议中规定与合资公司签订有代工协议或与合资公司经营非竞争行业的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可以获得合资公司授予的商标使用许可。
2006年年初，总数近40家的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利润已达10.4亿元，对此达能认为，那些非合资公司的运营方式，违反了当初的“一号修改协议”。就此事，双方进行了谈判。
2006年12月9日，达能和娃哈哈相关负责人为此曾经签署了一个协议，约定达能将以40亿元的价格收购娃哈哈近40家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
在此后的2007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宗庆后上书有关领导表示：“警惕外资通过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从而控制我国的经济。”
2007年4月3日，达能娃哈哈干脆撕破脸皮，作为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在媒体上宣布达能强行并购的“罪行”，并列数了达能数宗罪，宗庆后试图来一次全民战争，将达能扫地出门。
而此时达能似乎也早有准备，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将双方当初的协议合同等公布与众，同时展开了强硬的反击。达能也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于5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申请了对娃哈哈的仲裁，随后的6月4日达能又在美国把宗庆后的妻子和女儿以危害股东利益为由告上了法庭。对此宗庆后大为火光，在6月7日辞去了合资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并发表万言书，陈列达能罪状，开始了强硬的反击，在杭州仲裁委申请了娃哈哈商标转让纠纷，并开始了反诉讼的准备，一场法律大战拉开了帷幕。
无论是当初达能100%控股金加，还是之后签订的《商标使用合同》及其修改协定，达能的“狼子野心”已经是“表露无遗”。达能的一举一动“暗藏杀机”而娃哈哈却“视而不见”，为何？归根到底，是其管理层缺乏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由于争议双方在行内业界的巨大影响，使得本次娃哈哈与达能的争端倍受关注。但是，身陷法律风险漩涡之中的国内企业又何止娃哈哈一家。此次“娃哈哈达能事件”或许只是 “冰山一角”，同时也影射出传统法律服务的弊端与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缺失。诚如娃哈哈此类“明星企业”，其对法律风险也可“熟视无睹”，那么，对于国内大多数的企业来说，即便是具有“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也只能是一种“奢望”。或许这与观念有关，但是，“娃哈哈达能事件”告诉我们，改变已经是迫在眉睫。
　　1、从法律服务的内容看，中国传统法律顾问服务偏重于经济法律风险，疏于防范刑事风险，但众多的企业、企业高管们恰恰倒在了刑事风险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企业必备三种人才：刑事律师、会计师和经济师。“三驾马车”确保企业平稳运行，将法律风险降到最低点。而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虚有其名，徒有其表，并不贴位，发挥不了应有作用，每天都有企业高管落马，每天都有明星企业濒临绝境的新闻报道，每天都有中小企业破产，就是最好的说明。
2、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顾问主要由擅长处理重大诉讼的律师来担当首席律师，统筹全局，机械性的事务由身为首席律师助手的事务律师来完成，人力资源配备较为科学；而中国的法律顾问业务主要由没有诉讼经验的事务律师处理，美其名曰“专业化”，没有经过大案要案诉讼磨练的律师怎么可能“专业”？“快餐式”的法律服务怎么可能真正为企业把好关呢？
3、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律师缺乏责任心，大多是“蜻蜓点水”，“顾而不问”。一般律师不懂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的法律意见常常不适应企业的客观需要，很难帮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律师受聘企业顾问往往是一种营销手段，其目的是争取顾问单位的诉讼业务，如果遇到职业道德差的律师，企业反而要增加额外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