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私有财产存在着诸多法律风险。从近年来出现的诉讼类型看，风险集中表现在私有企业的红帽子、政府征用征收、证券交易、非盈利事业投资、公司治理结构等五大领域。而本案则是私有企业红帽子现象的典型案例。

　　在红帽子引发的重大案件中，私人投资者面临强大的政府，他们大多败诉，或者，"官司赢了，企业也垮了"，甚者倾家荡产，身陷狱牢。以吴光安案为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私有财产法律风险的两大问题：

　　一、司法体制与法官的错案责任问题

　　许多红帽子案件最初都曾为法院拒绝受理，如北京的侯瑞昌案，当事人五次起诉，法院仍裁定驳回，不予救济。即使受理，私人投资者也总面临败诉厄运，为什么？因为法官袒护政府，鄙夷私人，徇私枉判。

　　法官之所以如此枉为，无所顾忌，不加掩饰，根源在司法制度的落后---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联没有消除，严厉有效的法官错案责任制度没有建立，病症累累。虽然不久前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强化了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罪，但中国的司法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二、立法的空白、模糊、混乱与法典化问题

　　红帽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国企业立法的空白、模糊与混乱。而立法的空白愈多，语词愈模糊，规范愈混乱，私有财产被侵夺的风险就愈大，因为它给权力机关太多的权力滥用空间，正如美国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教授所言："空白、模糊、混乱的法律是不道德的法律。"

　　但这种不道德的法律，在我国许多领域中大量存在着。如《公司法》中关于股东保护的重要规则的欠缺，《证券法》中关于证券民事侵权赔偿规则的欠缺；再如，对学校、医院等非盈利事业投资的产权规则的欠缺，如不久前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1条规定：民办学校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简单模糊的一句"合理回报"，终难消弭私人投资被侵夺的风险。

　　所以，改变中国法律的面貌，制定法典是必由之路，正在编纂中的《民法典》，其意义正在于此。但在现代社会，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仅是民法问题，更多是商法问题。目前私有财产面临的五大领域的风险，除政府征用征收主要是公法问题外，其他则主要是商法问题。所以，完善商法，乃至编纂《商法典》也不应为我们所忽视。 如果国家不能对私有财产提供有效充分的立法与司法保障，让吴光安式的悲剧不断重演，则必然导致民间投资萎缩，私人资本外逃，最终阻遏的将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