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有了网络的关系，曝光美国政府关于阿富汗的文件的事情，应该是由美国的那些传统媒体来做的。不过也因为有了网络，一万多份的文件，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公开。当年《纽约时报》公开越南战争的资料，因为版面的关系，需要分好多天。而当时的尼克松政府通过司法途径申请禁止令，使得报纸的报料差点中途戛然而止，不像网站，一瞬间，世界各地的人，只需要一部电脑，就可以得到这些资讯，对于美国来说，要制止，已经来不及了。

　　当然，美国政府并没有尝试通过法律途径来禁止资料的传播，因为在现在，同样是因为网络的关系，要终止传播已经是不可能的。不过更加重要的是，当年美国政府的司法部试图用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要求法庭发出禁止令，但是最终，在高等法院败诉。这一案件，也成为了保障新闻自由的一个标志性的案例。

　　其实，当年《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拿到了那些越战资料之后，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去面对的，而是整个报社，从下至上在共同面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因为这些资料刊登而被美国政府告上法庭，这不是这个记者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报社的责任。因此，报社在处理这些资料的时候，第一时间是寻求律师的法律意见，在确定从法律的角度存在辩护的空间之后，才动手进行资料的整理，并且决定刊登。而公司的律师团队，早已做好了要上法庭的准备。因此，当司法部在法庭上提出《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的哪些细节描述，触及了哪些机密的时候，《纽约时报》的律师团队，总是会飞快地提出反证，证明这些细节描述，在某年某月的公开资讯当中可以找到。

　　媒体报道引发法律风险，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同样正常的情况是，只要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个人没有触犯法律，而只是因为刊登的报道引发了纠纷的话，承担责任的从来都应该是媒体，而不是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因此，记者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因为工作而产生的问题，供职的媒体是有责任来面对和解决的。针对记者的诉讼，是无法成立的。

　　专业的媒体，审核程序大致相同，记者在完成了一线的采访之后，还需要经过编辑这一关，编辑的责任就是要针对记者的稿件多问为什么，减少报道当中存在的漏洞以及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如果一篇稿件涉及的问题相当敏感的话，还需要额外的审核。就好像当年，看到《纽约时报》因为刊登越战资料被告上法庭，终于拿到了越战资料的《华盛顿邮报》的高层们，无法判断是否能够承受得起可能因此引发的法律风险，结果是由报社的发行人最终拍板，决定刊发。

　　很多人经常会问，谁来监管媒体？其实媒体本身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运作。不过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来限制媒体，也可以通过法律来保护媒体，让媒体能够更加放心大胆地进行舆论监督。比如英国的诽谤罪起源于16世纪，亨利八世为了打击政治异己而有了诽谤罪。而美国参议院在今年7月通过一项法案，保护美国的记者、作家还有出版业者不受“告洋状者”的诽谤诉讼的侵扰。法案的支持者认为，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以诽谤罪起诉非常容易，使得很多人跑到这些国家来告“洋状”。美国的这项法案只要国会众议院通过，奥巴马签字之后就会生效。

　　认为媒体的报道有问题，用法律的方式，当然要比用其它的方式，比如恐吓、威胁、收买或者是行政命令要进步得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最理想的解决方式。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法律成为被报道的一方的借口来滥用的时候，那是更加可怕的事情，因为对于媒体还有媒体人来说，找不到其它维护自己权利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