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4月立案调查至今，经历约一年半的高潮起伏后，中共原政治局委员、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件终要进入审理阶段。

　　久违了的重量级“红二代”政治人物、曾经叱咤政坛的“大老虎”将以什么姿态出庭亮相，看得到和看不到的方方面面，势必将被外界放大解读。

　　开庭，意味着真相的揭露，还是政治表演的登场？从谷开来案、王立军案，再到薄熙来案，这三起相互联动的大案正循着先易后难的模式走向三部曲的完结篇。

　　但这三起轰动国际的案件所留下的问号，恐怕不会随审讯的结束而消失。是什么样的制度造就了地方一霸只手遮天的局面？“一把手”的手管不住，法治的笼子有待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否应加快，以创建相应的机制，确保“一把手”任何违宪违法的行为都受到法律制裁？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昨早正式发布消息宣布，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在山东济南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这与之前消息人士的说法和微博上传出的“三宗罪”吻合。

　　但官方报道未具体说明受贿贪污数额，只用了“数额特别巨大”、“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等字眼，案件的更多细节估计要到开庭后才会明朗。

　　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媒体多篇评论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口径一致地指向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强调薄案的审判彰显了党中央反腐的决心。显然，官方试图引导舆论走向，淡化“政治案件”的色彩、强调违法乱纪的部分，以防薄案可能引发社会舆论的躁动和“左右之争”的撕裂。

　　写得最有意思的，要算是新华网那篇题为《薄熙来受审，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的文章。

　　该文以秦始皇的历史功过比喻薄案说，“功是功，过是过，虽说秦皇书同文、车同轨、修长城、抗匈奴之功绝然当世，但其焚书坑儒、严刑峻法、骄奢淫逸之罪恶，亦不能使之逃脱暴君之名的千年历史责骂”，呼吁领导干部和民众要清楚认识此道理。

　　文章还强调，一些地方主政官虽说曾是“封疆大吏”，在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上起到一定作用，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领导干部的作用“不宜夸大”。

　　而下标下得较有建设性的，应是环球网那篇题为《法治是根治腐败毒瘤的有效药方》的文章。

　　文章写道，“法治，意味着以法律治理国家，权力必须依照法律运行，不依照个人喜好和关系亲疏来决定公共事务”，并强调在一个法治社会，绝不会容忍领导干部有败坏法纪、贪污腐化的行为。

　　相较于已故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案子，薄熙来案件具备了更重要的时代意义。

　　薄案发生在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日益扩大、道德信仰严重缺失的大背景下，上层精英屡爆贪污腐败的烂事、底层民怨上升戾气弥散，上下两头挤压的后果是，社会愈发像是个高压锅，越维稳越不稳。

　　薄熙来抓住了民众对贫富分化、不公不义等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独树一帜地展开以操作“唱红、打黑、共富”为主的重庆模式。他以诉诸民意的民粹主义作风赢得支持力量，也一度成为部分左派学者和舆论拥簇的政治代理人。

　但毫无疑问的，法治而非民粹，才是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没有法治的社会注定只能走钢索，随时有人要坠下牺牲。

　　没有什么比法治更重要，群众运动不能取代法律，领导人的指示或意愿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大官小官大贪小贪都要让他不敢贪。若要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完好的“法治中国”不能只是天方夜谭，案件的审理不能只走过场，更不能只是政治表演。

　　也唯有公平公正公开的审理薄案才能堵住“左右”两方的嘴巴，才能遏制似是而非的闲话和各种有关政治路线斗争的阴谋论。

　　从积极的角度看，薄熙来案可视为当局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契机。若处理得好，它或许能唤醒王子庶民、大官小官对法律法规的重视和敬畏，同时为“习李新政”反贪及推动下一步改革扫除噪音和障碍。

　　笔者曾和一个北京出租车师傅聊过“法治中国”是否具备实现的条件。他坚持，深受封建集权统治影响的中国社会难有健全法治，“有法治，就不是中国了，你是外国人，你不懂中国”。但愿他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