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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2011年10月3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推出“金融危机三周年”系列节目，提供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数据：2010年，在欧美15家最大金融机构的首席执行官薪酬排名中，摩根大通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吉米·戴蒙以近2100万美元拔得头筹。相比2009年，增长了14倍多。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布朗·克菲的年薪从2009年的86.3万美元，增长至1410万美元。在英国，巴格莱银行、汇丰银行、劳埃德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共同向首席执行官发放超过2600万美元的现金与股票奖金，这与2009年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这四家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纷纷拒领奖金，以平息公众与政界的愤怒情绪。2010年，欧美15家最大金融机构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大张36％，达到970万美元，而这15家最大银行的平均收入只增加2.9％。[1]如果时光回溯3年，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公司高管薪酬争端依旧历历在目。据《纽约时报》报道，2008年全年亏损270亿美元的美林证券在被美国银行并购前，向高管仓促派分了40多亿美元的“红利”。美林证券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思·刘易斯2007年薪酬高达2000万美元，2008年亦有575万美元的收入，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企业员工获得了总额高达184亿美元的分红，相当于2004年金融业鼎盛时期的水平。斯时正准备实施经济“大输血”方案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拍案而起，公开抨击华尔街金融高管“可耻”和“极端不负责任”，并于2009年2月4日宣布，得到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工资将受限制，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同时还要对这些高管进行多项审查。类似地，2009年2月9日，时任英国首相布朗表示，必须扫除金融业高管拿高薪的“传统”。一时间，在世界范围内，金融企业高管限薪风潮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民众对公司高管巨额薪酬的反应，国内外皆如是。2009年初，有媒体曝光，我国券商国泰君安2008年薪酬支出高达32亿元，人均100万元。新浪财经对招商证券公布的数据进行人均测算显示：“招商证券2008年应付职工薪酬15.48亿元，按照人均计算，薪酬高达129万。”[2]2008年4月中国平安年报显示，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收入6600万元，公司高管收入4000万以上级别有3人，1000万以上有3人，另有一位收入950万。2007年，深发展董事长纽曼以2285万元成为银行业中最贵的打工皇帝，薪酬约为深发展2007年净利润26. 5亿元的0. 9％。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2007年收入为1748万。2009年2月23日，新浪网上“你怎么看待中国金融业高管的高薪”的调查中，认为“可耻”的高达88.6％，认为“不好说”的占6.0％，认为“应当的”占5.4％。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国人对公司高管的天价薪酬，普遍不予接受。面对愈演愈烈的公司高管薪酬风波，我国财政部办公厅向各家金融类国企派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个酝酿大半年的意见稿，建议企业负责人年薪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组成。粗略测算，年薪上限为280万元（税前）。限薪似乎是大多数国家的不二选择。
然而，无论如何，从目前情况看，英美国家的限薪措施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多年来，是哪些无形之手推高了公司高管薪酬？在给公司高管“定价”方面，法律是否有所作为？面对高管薪酬安排的重重积弊，法律应对的限度又在哪里？基于此，本文试图阐明，即便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法律对于高管薪酬问题的应对，也面临着重重困难，甚至可以认为，法律对于公司高管薪酬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无所作为。
二、美国公司高管薪酬问题：经济与技术层面的考量
在美国，公司高管的薪酬安排积弊重重。从在经济与技术层面上看，其问题及症结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薪酬改革收效甚微，巨额薪酬挑战着民众关于社会公平的感受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关于公司高管薪酬过高的论争即备受关注。[3]1992年，当时极可能赢得总统大选的比尔·克林顿在演说中承诺，将终止公司将“过度”薪酬予以税收抵扣的做法。[4]当选总统后，克林顿兑现诺言，敦促国内税务部门修改了规章，将“过度”薪酬界定为超过100万美元的薪酬。[5]但事与愿违，在推进税收改革期间，高管薪酬迅速攀升，8年间翻了3倍。[6]此后，为解决这一问题，改革税制、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强制要求披露高管薪酬等措施多管齐下，但高管薪酬仍然一路攀升。在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高管薪酬便成为了众矢之的。
高管薪酬过高，一方面降低了每股收益，减损了股东股利，另一方面还造成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等重重积弊。因为公司高管与一般雇员的薪酬反差，与公司的效率目标息息相关。[7]有关经济组织理论认为，公司薪酬安排不公的感觉（源自于薪酬的巨大差距）对于雇员的职业道德、生产效率、竞争和盈利能力，将产生负面影响。[8]而且，公司薪酬机制孱弱，传递出公司董事会欠缺中立和客观等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信息。这里在顶部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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