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行为一定会招致两败俱伤的结果
桑百川教授认为，奥巴马之所以宣布对中国轮胎进行制裁，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的矛盾。从经济上来看，美国经济仍然处于低谷，还在低位上徘徊；就业状况虽有些改观，但总体来说就业仍然不乐观；财政赤字仍然比较大；贸易也不景气，还在下滑之中。奥巴马上台之后，曾说要创造300万就业机会，但美国失业仍在不断的创新高，消费需求不振，销售额增长乏力，储蓄率仍然在提高，企业的投资欲望也很低迷，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样实现经济复苏是奥巴马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而保护国内的产业便是其中关键一环。
政治上，奥巴马上台是依赖民主党的支持，他希望能得到这些人长期的支持，尤其是像工会这样的民间团体力量的支持。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压力，奥巴马上台后一直在进行改革，把改革焦点放在医改方案上，但医改方案提出来之后，受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同意对中国轮胎进行制裁，目的是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特别是行业协会、民间联合会的支持。
在“特保案”影响方面，桑百川指出，贸易保护行为一定会招致两败俱伤的结果，但对美国不会产生如媒体所说将有10多万人失业的影响。征税会使中国的出口大幅度下降，美国自己不生产低端轮胎，不会因为中国出口少了自己就生产，相反，他们可以从别国寻找替代产品，比如印度、巴西、阿根廷等，中国受此影响竞争力在下降，但其他国家的竞争力在相对上升，这样过去经销从中国进口到美国轮胎的工人转而经营从别国进口到美国的轮胎这样一个行业，其经营方向可能会变化，但对国内产业和就业的影响都是短暂的，且主要是结构性影响，10多万人失业计算过于机械。相比之下，“特保案”对我国的就业肯定冲击很大，中美的轮胎产品贸易额是20亿左右，我国从事该产业的工人约为10万人，税收的提高导致一些企业开工率下降，肯定会造成相当一部分工人失业。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轮胎特保案”
桑百川教授指出，一方面，解决争端需要借助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不希望发生贸易战，愿意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所以不愿意通过报复的方式去解决，当然就必须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但另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旷日持久，需要经过磋商、成立工作组、再磋商、调查取证、申诉、判决、反诉、再磋商、结案这些阶段，这样粗算，判决下来至少需要3年，3年后，美国已经获得了很大利益了。
事实上，无论是特保，还是反倾销、反补贴，如果这些贸易救济措施被成员方滥用的话，打起官司如果要按正常程序判定败诉需要很长时间，这时滥用方已经获得了预期希望得到的利益。由于成本很低，获得利益却很大，这样的制度会助长一些成员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世贸组织其实知道这样的事实，并针对此制定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世贸组织设定了受害方进行对等报复，以此次“特保案”为例，3年后如果判定美国败诉，当然美国必须要取消其裁定，那时候中国仍然可以选择贸易产品进行对等报复，但是毕竟损害已经发生了，这种报复只是对以后起警示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但这并不是报复，有些媒体称中国迅速作出报复决策，将对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和肉鸡进行两反调查，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作为WTO成员国，当我们认为为有倾销或补贴行为的存在时，有权利要求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向WTO申诉，即使奥巴马否定了“轮胎特保案”，我们仍然可能要求对汽车和肉鸡展开双反调查，只不过是在国际经济政治博弈中，中国选择这样一个时机意味深长，是一种“不叫报复的报复”，中国希望借此拉美国回到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上来，也警示美国，如果其愿意让事态扩大话，中国只能奉陪打贸易战。此外，我们采取这样的做法还有一个目的：杀一儆百，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为了避免其他产业、其他国家效仿美国的做法，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必须针对“特保案”采取一些实质行动。
总之，我们要用两条腿走路，针对国际贸易争端，一方面要借助WTO争端解决机制，这是绕不过去的，否则会开一个特别恶劣的先河，出现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时候，大家就任意扩大贸易保护的范围，导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去制约贸易保护，以恶制恶，最终会造成真正的两败俱伤，但另一方面，因为WTO贸易解决周期较长，我们不能等待判决，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必须采取一些反制措施，以警示美国和其他国家。
当记者问如何看待“特保案”对我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有促进作用的观点时，桑百川教授谈到：“这说法很有意思，说到底自嘲，好像因为别人制裁我们，于是可以促进我们调整结构，难道不制裁的时候就不调整结构了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不可能永远在低端的制造业上分享微薄的利润，我们厂商当然知道这一点，我们必须在整个价值链上往高端走，没有特保的限制，中国的企业也要做这样的工作，调整结构是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目前中国将有部分企业因为受到特保的限制而倒闭，他们连生存都成问题了，还谈什么调整结构，在高端价值链上分享利润呢！因此调整结构和贸易摩擦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调整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发展的方向，而贸易摩擦却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经济行为的问题。短期经济行为会导致长期发展的基础丧失，比如短期之内特保的实施对中国企业将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中国企业将没有力气进行结构调整，这时候需要政府的援助。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提高出口退税率，但现在的出口退税率力度也不大，最高只能到17%，另外可以降低进口税，帮助企业进行重组和整合，对其开发高端产品给以金融的、税收的各方面的优惠支持，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结构的升级。”
就我们为什么选择进口汽车和肉鸡展开双反调查问题，桑百川教授给出了四条解释：
第一，我们需要找出进行调查的理由。这两种产品在近年来对中国出口的数量比较大，增长比较快，已经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害，影响了我国的就业，这是既定事实，此次也是应产业界的要求，官方配合进行调查。
第二，对中国进行倾销或补贴的绝不仅仅是这两种商品，还有很多，我们过去一直考虑到全球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大，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短期内不可能散去。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承担了带动经济复苏、推动和平贸易发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牺牲，面对一系列倾销、补贴行为，我们采取了宽容、忍让的态度，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进行大量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可能会招致一些不公正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从而引发贸易战，导致世界贸易进一步萎缩。
第三，在这个时期，选择这两种产品进行双反调查，有警示美国和意欲效仿的国家的意味。
第四，在两反的调查产品选择上，我们考虑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就汽车行业而言，中国工业化正在加速发展，中华时代已经到来，目前我国汽车仍属于幼稚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对薄弱，为了推动中国重化产业的发展，我们有必要适时、适度进行保护。就肉鸡而言，中国是二元经济国家，农业的产业化过程在加快发展，肉鸡产业不仅属于食品加工业，也正处于农业产业化的阶段，通过两反调查，可以有效保护肉鸡产业发展。
之所以选择这两种产品进行调查，我们经过了周密的考虑，8月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就此问题进行了透露。我们一方面希望奥巴马能够对此案进行否决，但也不能把希望单纯压在美国总统身上，因此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并非突然做出决策 ，中国产业进行调查已经有段时间了，如果奥巴马否决了提案，我们会暂时做出些让步，当世界经济复苏时，我们还要做出调整。
中美两国所统计的数据结果有很大不同，美国的数据显示我国出口的轮胎数量显著上升，而我国的数据则显示出口的轮胎数量呈下降趋势。桑教授指出，这属于统计口径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但目前争论的焦点不应该为出口量是上升还是下降，而是要把关注点放在我国的出口对美国的轮胎产业到底有没有产生实质损害上。美国就业岗位的损失、轮胎产业的萎缩并不是由中国造成的，和中国的出口没有关系，是美国生产领域做出调整而带来的问题，生产决定流通，贸易由生产决定，美国的厂商调整投资战略，把低端轮胎生产转移到中国，然后在中国生产后廉价卖到美国，美国自己不生产，必须要进口，这样当然会导致其国内轮胎产业的萎缩。
当记者问起中国通过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给美国以打击是否可行时，桑教授说：“减持国债的措施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行的，金融战略的调整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大，短期内不可能完成大部分的金融产品结构的调整，因为船大难调头，如果这样做，将招致美国金融资产的大幅度贬值，加剧世界金融动荡，会使中国还没有转让出去的金融资产也大幅度贬值，增加中国资产损失。中国对美国的金融资产结构性调整是一个渐进过程，但必须要调整。”
特保案再一次暴露了中国产业缺乏核心技术的事实
桑百川教授认为，中国对特保案的处理可以稳定国外来华投资者。中国全球化程度高，广泛参与生产全球化，中国吸引投资比重高、数量大，已经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提高国家税收，增加我国就业，外资经济已经全部融入中国经济体系之中，我们需要稳定这部分外资，反过来，如果外资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销售到哪个国家，都招致不公平的贸易待遇，那外资将会因投资环境的恶化而退出，对中国经济不利。
特保案再一次暴露了中国产业缺乏核心技术的事实。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桑百川教授也提出了真知灼见：“外商投资会带来技术外溢，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情况都是如此。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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