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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2010年度跨国公司本土化指数榜

2010/10/21 字体: 来源: 作者:

  
2010年度跨国公司本土化指数榜一(点击小图看大图)
2010年度跨国公司本土化指数榜二(点击小图看大图)


  本土化最容易犯的两个错误是,固执己见,拒绝本土化,或求胜心切,过度本土化。如何回避这两大误区?

  中国用鲜花、香槟、红地毯欢迎外资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吗?

  这曾经是个最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2010年上半年,外资企业、驻华机构、境外媒体纷纷指责中国投资环境“恶化”。中美商会和欧盟商会都认为中国引资动力逐渐减弱,外资有可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类似质疑每年都不绝于耳,如今却看来却不像无病呻吟。

  这些情绪引起了中国政府关注。2010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所有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它们制造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它们研发的创新产品也都是中国创造。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企业都享受国民待遇。同时,中国的政府采购,对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跨国公司高管一向精于研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他们品味出,这是外资将享受“国民待遇”的宣言—既非当年的“超国民待遇”,也非自怨自艾的“非国民待遇”。

  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之一。金融危机之后,这句话去掉了“之一”。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令CEO们感到困惑,他们必须在和希望一样大的风险中做决策。

  管理学教授胡安·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长期研究中国商业环境。他在新作《关系》一书中比喻,跨国公司与中方伙伴(官员、委托人、买主)之间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衔接,就像一对舞伴,男舞伴总想跳太快而女舞伴则小心翼翼,对跨国公司来说,如何与中国商业环境保持步调一致是艰难的一课。

  拥挤的门槛

  “这不是个结果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通用电气国际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费迪南多·贝卡利·法尔科坚信,中国肯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不久前,在意大利一个私人聚会上,通用电气全球董事长兼CEO伊梅尔特称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这番抱怨很快公诸于众。法尔科解释,媒体误读了伊梅尔特的话,他的本意是在中国正面临投资成本上升和更激烈竞争的现状。“如我们在过去18个月看到的,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成本确实上升了。此外,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正在加强,也使得在华竞争更为困难。”

  没错,法尔科。中国依然遍地黄金,但这也是一个淘金者密集的国度。“中国的竞争态势比全球其它地区都复杂。”博斯咨询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谢祖墀对《中国企业家》感叹。竞争者不但包括他们本就熟悉的国际对手,还有新涌现的大批本土公司;后者的竞争手段、成本结构等都与传统对手很不一样。“你是打西洋拳的,突然来了几个不按你套路的中国选手,一下子就会形成很大的压力。”

  美国工程设备制造企业特雷克斯在全球同业中排名第三,但在中国日益遭遇到徐工、中联重工、三一重工等本土公司狙击。“例如在汽车起重机行业,徐工一家占了50%的份额,中联占25%,剩下的部分,柳工、三一都在里面,外资只是在10%以下的占有率里面打。”特雷克斯中国区总裁郎华轻叩着桌上的一台模型对《中国企业家》说。

  几乎所有中国区高管都有同样烦恼,英国石油公司(BP)前任中国区总裁德开瑞认为,“所有大玩家都在这里,一个都不差。”他指的当然不仅是壳牌、雪佛龙,也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的国家石油公司。

  而可口可乐除了一只眼睛盯住百事可乐和雀巢,另一只眼睛也必须盯住来自台湾的康师傅和大陆的汇源果汁。

  中国对手始终令他们琢磨不透,标准的波特五力分析和波士顿矩阵往往敌不过孙子兵法,它们有时看起来要搞促销,突然又大幅提高价格,有时却恰恰相反,其中的逻辑难以琢磨,可能仅是老板的直觉,可你又不得不相信,他们的直觉惊人地准确。

  为了避开难缠的对手,跨国公司曾主要停留在中高端市场,与中国公司错位竞争,这种格局也正在打破。“本土公司自身的淘汰很残酷,幸存者拥有强大的市场能力、研发能力和现金能力。”谢祖墀观察到,能够脱颖而出的中国公司正在向中高端移动,它们能够迅速接近海外对手的产品质量,价格却低得多。

  当跨国公司竭力应对市场压力时,它们感到中国政策环境让自己的回旋空间缩小了。
 部分限制由来已久。特雷克斯和它的同行卡特彼勒都认为在汽车产业目录中,对汽车起重机企业外资持股最多50%的限制并不合理,因为与轿车相比,这是个太细分的领域,谁也说不清二十年前为何将“芝麻与西瓜”放在一起。“对外资门槛很高,对内资门槛很低”。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这正是三一等本土公司快速崛起的原因之一。“我们只能‘花钱买自由’,也就是说随着投资规模加大,业务范围才可能增加,比如说投资6000万美元以上,可以做一些有限度的融资、租赁;投到一个亿之上,又可以多做一些。如果你是个本地企业,生下来就有这种权利。”

  金融危机之后,外资的失落感有所加强。“中国在逐步向内需驱动型增长转变中,是会继续坚持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这一‘未竟事业’,还是会采取支持国有经济,限制进口产品及收紧外商投资企业市场准入政策的相关措施?”中美商会在2010年度《中国商务环境白皮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该报告认为,“许多新的行业政策已表现出保护主义的迹象。”

  “政府采购每年都有,为什么现在成为外资特别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政府有四万亿刺激政策,本土企业分到的蛋糕肯定更多。而总部对中国区情况可能并不了解,看到这么多的订单自己却拿不到,就会给中国区许多压力。此种背景下,类似抱怨就成了主流。”德国电信新任大中华区总裁黄辉对本刊推测说。

  更令跨国公司敏感的是“自主创新”,认为“自主创新产品”的倾向性政策难以界定和管理。2009年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出台的关于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标准,外资认为自己的产品很难达标。“有些外资企业将‘自主创新’理解为‘自己创新’,也就更加担心。”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何曼青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这也是随着外资在中国扎根越来越深出现的“深度不融合”。“在政策领域,外资过去关注框架性东西比较多,现在角度越来越细化,像新药疫苗的研发、风电招标之类,都已经相当具体。”何曼青评价。

  在华战略能否顺利实施,也取决于企业组织的效率。跨国公司早期在中国多以办事处形式开展业务,后来成立代表处,2000年之后逐渐有“中国区”的概念,但通常需要受亚太区管辖。近年来,中国区CEO们的权限越来越大,除大陆以外,也负责香港、台湾,甚至东南亚等区域的业务。

  特雷克斯在中国投资超过20年,直到2008年郎华上任后,才有中国控股公司的概念。此前,它在中国有代表处、合资企业、法律单位等20多个机构,郎华认为唯有集中到一起,才可以谈“中国战略”,有可能将全球采购中心和全球研发中心搬过来。“对成熟的跨国企业,中国不能再被视作‘Colony market’(殖民地市场),而应该成为‘Home market’”。

  从草莽到大浪淘沙

  改革开放与吸引外资,始终联接在一起,未曾分离,外资本土化与中国国际化的进程相互交织,互相推动,期间也裹挟着各种杂音。

  美国铝业亚太区总裁陈锦亚将这一进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历史在1978年的最后一个月加快了脚步,12月13日,离开30年的可口可乐与中粮合资,重返中国,3天后中美建交,又过了两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

  “当时‘上面’意识到改革需要外力,而外资就是那个外力,决定开放,热情很高。但‘下面’理解偏差很大,这是非常艰难的阶段,能泼的冷水全部都泼上去了。”陈说。主管改革开放的官员大都刚刚走出“文革”,当他们与跨国公司高管坐在同一张谈判桌时,彼此的尴尬可以想象。许多中国人对开放的理解来自列宁的一段话,大意是:我们为什么让外国人赚钱?就是为了让资本家赚小头、我们赚大头。

  1982年可口可乐在北京促销,从3元钱一瓶的“高价”降到5毛钱,而且送气球或筷子,引发的热潮令今日苹果在中国发售iPhone 4时的情景也相形见绌。北京媒体还使用了“可口可乐侵入中国,引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标题。

  这一时期,外资主要驻留在沿海的“经济特区”,所谓“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业务遍地开花,外向型经济的基础由此奠定。中国当时最突出的价值只是作为制造基地。

  自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是为第二阶段,最先进入中国的外资尝到了甜头,也敏锐觉察到中国市场萌动的力量。以中国人口数乘以自己的产品单价来计算市场规模,这种公司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198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该规定开辟内外税有别的先例,外资企业可享受10%-15%的所得税优惠,而当时国有企业税率为33%左右;地方政府还有“三免两减”、土地优惠等政策。同年,中国重启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谈判。

  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为全面对外开放的起点。1992—1995年之间,外商直接投资每年都翻倍增长,可是奇怪,他们并没有随之进入收获期。“这一时期爆发了第一次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翻翻当时的《华尔街日报》,几乎每周都有美国 该内容可能有会员内容,需要登录查看全文,点击这里在顶部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