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传奇，他没有国外留学的背景，过去的知识储备也大多集中在传统律学领域，但他对西方法学所表现出的开放态度却令人感叹不已

王凯

今天知道沈家本的已经不多了，即便是一些法律专业人士。其实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他，记住这位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记住这位依法治国理念的首倡者。

2013年6月9日是沈家本去世百年忌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重读沈家本，去梳理他的成长之路，去重温他的法律理想，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这位在中国法律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划时代人物，他的历史地位不容也不应受到冷落和忽视。

30年刑曹生涯

沈家本字子惇，184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传统士大夫之家。父亲沈丙莹考中进士后担任刑部主事，一干就是十几年，后来外放贵州任地方官，辗转贵阳、铜仁等地，终因不善逢迎而去官归里。

沈家本儿时便随父在京读书，幼年在北京度过，对刑部事务及司法条文耳濡目染，入门较早，这也是他后来成为一代法学大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沈家本的老家湖州濒临太湖，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既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人杰地灵的才子之地，明清之际，这里人才辈出。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沈家本十几岁就中了秀才，随后又得中举人，可谓是春风得意。

1864年，沈丙莹因官场失意，携全家离开贵州。到上海时，在父亲建议下，沈家本北上京城，进刑部担任候补郎中，开始了刑曹生涯。

晚清时期的刑部是个机构庞大的中央衙门。作为朝廷的主要审判和司法管理机构，它对应各省设“司”。作为该省上报案件的处理机关，各司的首长是郎中；此外还有主管修订条例的律例馆、主持秋审的秋审处等具体办事机构。

沈家本初入刑部时，在直隶司任职，负责文稿起草工作。由于沈家本家学渊源，文字功底扎实，上司对他撰写的文稿非常满意，其文名也很快在同僚中间传开。

当时有个故事流传甚广，沈家本替同僚起草了一份文件，上报给刑部尚书潘祖荫。这位潘祖荫可不是一般人物，探花出身，曾任南书房行走多年，见多识广，文笔老辣。他一眼就看出该呈文不是这位官员所写，经追问知道是沈家本手笔，潘祖荫对沈的文笔、才华大加赞赏，感叹说：“我就知道非沈家本办不了此事。”从此沈家本在刑部以识高、知律而知名。

但沈家本有个致命的缺点，记性不太好，所以参见会试屡试不第。正因如此，沈家本一直得不到升迁，始终在刑部的几个司里转来转去。44岁时，沈家本终于得中进士，随即被正式任命为刑部郎中——此时，他已在刑部辗转腾挪近20年。

金榜题名后，沈家本又先后在刑部奉天司、秋审处、律例馆等处任职，几乎把刑部的所有差事都干了个遍。此间，沈家本专供律法之学，从一些具体案例入手，仔细揣摩，耐心探究，考证源流，将历朝历代的法律典故和条文烂熟于胸，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法学权威和刑部有名的能员之一。

晚清官场有个惯例，朝廷各部郎中必须先通过京察，名列一等者方可外放道府做地方官，然后才有机会升为封疆大吏或朝中大员。这时沈家本已年过半百，自感机会无多，不禁心灰意冷，常常以“磨驴陈迹踏年年”自嘲，后来甚至动了归隐之念。

命运终于给了沈家本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1893年，由于原定外放的官员突然染病不能成行，沈家本意外地被任命为天津知府。几年后沈家本调任保定，1900年又署理直隶按察使，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大员。

就在此时，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占据了保定，沈家本为联军所囚，直到和约签订以后才被释放。沈获释后立即赶往陕西西安，向朝廷报到。作为一名“难臣”，沈家本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和注意，随即被任命为光禄寺卿，为两宫返京打前站。回京后，又因护驾有功被任命为刑部侍郎，主持日常工作——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经过30多年的历练，沈家本终于成为刑部的当家堂官。

晚清修律大臣

1902年年初，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正式下诏，宣布修订《大清律例》以及制定“矿律”、“路律”、“商律”，以达到中国法律“切实平允、中外通行”。

推动晚清律法改革的直接动因是1901年开始的修订通商条约谈判。1901年7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与英国进行商约谈判时，首次将改革中国法律与列强放弃治外法权挂钩。张之洞向英国代表马凯表示：“我们想修订我们的法律，我们即将指派委员研究。您是否同意，在我们的法律修改了以后，外国人一律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英国人同意了张之洞的提议，随即，日、美、葡等国也承诺有条件地放弃领事裁判权——所谓有条件，就是中国改革与当前形势不适的传统法律，以便与西方法律接轨。

当朝廷制定了修律的决策后，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3名总督联名上奏，保举沈家本和出使美国的伍廷芳主持这项工作。慈禧太后同意了这3位大臣的建议。

1902年，清廷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上谕说：“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现行的一切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俟修定呈览，候旨颁行。”正是这道上谕，把沈家本推到了修律变法的风口浪尖上。

当时伍廷芳正在美国任职，无法履行新职，沈家本只好唱起了独角戏。他坚持以“会通中西”为修法原则：“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为之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为之愚。”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指出，若想制定世界通行的法律，必须了解国外的法律，清理国内各类旧法，同时还要培养以后能够施行新法的人才，这样才能达到革新变法的目的——沈家本的思想直到今天都闪烁着熠熠光彩。

根据这个原则，沈家本将刑部原来设有的律例馆改为修订法律馆，并初步制定了修律的3个步骤：

首先是翻译国外的各类法律。沈家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西法东渐的时期，西方法律制度和知识正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向古老中华渗透，当时教案频频，冲突不断。沈家本在天津、保定任职时就曾多次处理过类似案件，深知了解国外法律法规的重要性。有鉴于此，从开始修律到辛亥革命前的近10年中，沈家本主持翻译了几十部国外法规、法典，既为当时的修律提供了参照和依据，也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他又与伍廷芳联名奏请朝廷设立京师法律学堂，并亲自兼任了管理大臣(校长)一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政教育机构，为社会培养了上千名急需的法政人才；

最后一个步骤是修订旧法，这也是改革阻力最大的一个层面。沈家本建议删除《大清律例》中几百条已失去现实意义、重复或与其他律例相矛盾冲突的条例，同时建议删除中国刑法中最为残酷的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缘坐这些酷刑，这些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1906年，沈家本组织起草了《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建议迅速颁布施行，作为全面改革法律的起点，并专门就中国建立陪审员和律师制度提出了立法建议，同时还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思想，在法政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但沈家本推行的这些法律改良，触动了利益集 该内容可能有会员内容，需要登录查看全文，点击这里在顶部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