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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涌 | 文

　　最近，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关于十多家央企的审计报告，再次暴露国企的重重怪相，但这只是冰山之一角。中国的国企问题，不仅国人关注，国际社会也关注。去年5月，在中美高层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上，美方要求中方增强国企财务的透明度，中方承诺“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简言之，就是让世人知道：“国企的钱从哪里来，又花到哪里去。”国企问题本是一个国内问题，却上升到中美经济战略关系层面上，这令人深思：国企的政治本质和真实功能是什么？改革的空间和难度到底有多大？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曾经积极推行国企垄断行业的改革，在1998年至2002年间形成一个高潮，民航、电信、电力试行分拆改组。但是，最近的十年国企改革停滞。原因何在？一般的解释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和反对，但是，既得利益集团是谁？又语焉不详。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国企是执政的基础”已经成为反对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主张。

　　国企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紧密相连，前者甚至是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纸面法律看，国有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多数国企直接适用《公司法》，但实质上，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并不是普通的经济组织，它的人事任免属于政治安排，其中50多家特大型央企的主要负责人，系由中组部甚至由更高的政治权力机构决定。国有企业承担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功能。

　　首先，在垄断地位上，国企代表国家对基础资源实施垄断，控制经济命脉；其次，在经济引擎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的政府海量投资，须通过国企渠道喷洒出去；再者，在财务制度上，国企还具有遮蔽和粉饰的特殊功能。关于前两项，批评已经很多；关于后一项，由于信息隐秘，研究寥寥无几。一本国企的真实财务账册里面有多少秘密？国企内部的某些资金运作和财富移转本质上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但在现行制度下却可以转化为企业财务问题，这是一种治理技术。

　　国企发挥了它的政治功能，却产生巨大的危害，导致严重的社会分配公平问题。我们不能忘却关于国企的两个重要历史数据。第一个数据是，2000年前国企给商业银行造成的贷款损失达3万亿元，应当追问，这些损失的性质是什么？其中，既有正常的经营失败，更有财富的隐蔽转移，可以说，正是这个3万亿元造就了中国第一代权贵暴发户。

　　第二个数据是，2006年前，国有企业未上交的利润累计达到了6万亿元。1994年，由于国企普遍陷入困境，国家允许国企保留利润，当然，当时的国企利润总额也不过区区数百亿，但是，之后，随着“抓大放小”改革的完成，国企垄断格局的形成，国企利润迅猛增加，2006年突破1万亿元。但国企保留利润的政策依然不变，严重滞后，直到2007年12月财政部和国资委发文要求央企分三类分别上缴利润，才终结国企利润不上缴的时代，但最高上缴比例不过10%。这6万亿元的后果则是，将全民排除在国企利润的润泽范围之外，却培育出特殊的国企利益阶层。

　　如果说，以1993年《公司法》的颁布为标志，国企公司化改制是第一次国企改革。21世纪初期完成的“抓大放小”是第二次国企改革。

　　时隔十年，我们面临第三次国企改革，应当着力于“公平”，将国企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的国企”，而非“既得利益群体的国企”，最终消除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隐蔽的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财富分配的黑箱。重要而急迫的改革应当包括：

　　首先，尽快出台法律法规，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国际上，通常国企利润的上缴比例在30%以上，而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的国企利润则基本上缴财政部门。目前，我国国企利润年均增长15%，“十二五”期间累计将达到11.48万亿元，即使按国际最低标准30%的比例计算，国企应当向国家财政支付3.44万亿元的红利。此外，还应提高国企的资源使用租金，增加财政实力，填补社会保障的巨大资金缺口。

　　其次，抑制和限制国企的垄断范围，将国有资本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

　　再者，修改《预算法》，将国有资本纳入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提高国企资产的透明度；修改《国有资产法》，将金融国有资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纳入大国资体系，进行统一管理。

　　中国社会的发展已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执政党的任务应是建立公平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保障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以实现社会和谐长久的发展。当然，由于国企的特殊性质、特殊功能和深刻的政治根源，第三次国有企业改革的障碍是巨大的，但是，可以相信，民意的压力、领导层的道德良知以及对未来中国前途的危机感，将成为改革重要的杠杆。

　　应当警惕，国企背后确实已经形成稳固的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他们以落后的经济理论和可怕的政治口号为现行国企制度辩护。但我们不应忘记，前苏联崩溃时，也正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之时。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国企是执政的基础”，而是“怎样的国企才是执政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财新传媒法学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