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鸟巢旁边的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一场由301医院心内科承办的会议，为期3天的会议上来了许多国内心内科方面的主要专家。看上去它与以往的类似会议相比没什么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会议期间，有些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一些医药企业已经发出通知，暂停邀请医生参加学术活动，而有的医院则要求对医生的对外活动严格备案。

这种紧张的气氛是从7月11日起开始蔓延的。这一天，中国公安部宣布了一条消息，警方在多个城市展开的调查发现，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为打开药品销售渠道和提高药品售价，涉嫌在中国三大城市通过旅行社帮助组织会议并虚报会务费用进行套现，套得的现金被用于向政府部门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以及医生行贿，过去6年间涉案总金额近人民币30亿元。包括葛兰素史克中国区运营总经理梁宏在内的4名高管被拘留，其英国总部则派遣资深的内部审计师和律师前往上海，协助调查有关指控。

现在事情仍在发酵。有消息称，除葛兰素史克外，还有多家在华外资药企均遭到调查。这一消息被辉瑞（Pfizer）、默克（Merck）、礼来（Eli Lilly）、罗氏（Roche）等多家外资药企否认。但比利时制药商优时比（UCB）在7月19日证实，当周受到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调查。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也在7月22日发言称，中国警方于19日访问了该公司位于上海的办事处，并从公司带走了一名职员进行问话。

在事件发生后开始的采访过程中，遭遇多次拒绝。从药企到医院，所有人都不愿意正面回应。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碰的“禁区”。而作为利益链条上重要的环的医生和医院，则还会感到愤怒和“委屈”。

受访的一位医生甚至还发了一阵脾气，“这只是冰山一角，你们媒体当然想把整座冰山挖出来，但是没有人会配合你们，除非他脑子进水了。”而医药公司的代表除了担心对公司的影响，也害怕冒犯到自己的客户。

很大程度上，“没有人会配合你们”很可能是一句实话。作为制药企业的利益共同体、行贿行为滋生的土壤，大部分人本能地选择了沉默。

这个行业有着双重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在制药公司和病人之间，病人并不了解药品的质量、有效性、成本，无法判断药品的价格是否反映价值；另一方面，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病人也并不了解医生所开的药是否适合自己的病情，“医生开给你什么你就只能自己接着。”一位谨慎回答了少数几个问题的三甲医院的医生说。

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链条上，医生既是病人的权威，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医药公司的销售终端。信息不对称、权威和控制能力集中在医生和医院这个环节。而他们又认为在上下游链条中，自己是最苦最累受非议最多，甚至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一个，并且，很可能还是“最穷”的那个。

“现在几乎没有不收回扣的医生了，这是真的。”这位三甲医院的医生还说。

其实发生在医药行业的行贿行为在国际上也算屡见不鲜。早在1977年就开始实施《反海外腐败法》的美国，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反行贿执法的主力。这项法案适用于与美国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同时又参与了国外（对美国而言）腐败行为的任何个人，也适用于任何美国公司或在美国进行证券交易的国外公司。

2012年12月底，礼来制药同意支付2940万美元罚款，以了结美国证监会对其触犯《海外反腐败法》的指控。这项指控称，在1994年到2009年期间，礼来位于俄罗斯、巴西、中国和波兰的子公司通过不正当报酬向外国政府人员进行贿赂，以获取在当地的业务。

同年8月，辉瑞也用6000万美元和解了对其在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和中国等8个国家的行贿指控。在此前一年，强生和辉瑞也曾因为触犯《反海外腐败法》而分别被罚款7000万美元和6000万美元。

在美国证监会去年总共10起《反海外腐败法》的案例中，有5起发生在医疗行业，除辉瑞这样的跨国制药巨头，遭到类似指控的还有一些医疗器械厂商，多数贿赂行为均涉及新兴市场国家。

类似的情况在美国本土同样并不少见，这从诺华制药最近遭到的频繁调查就能看出。这家公司在7月17日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一份文件披露，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对该公司药品Gilenya的推销活动进行调查。今年4月，美国司法部介入一起告密者对诺华制药产品Myfortic的举报。再往前推3个月，这家公司的Tekturna推销也遭到肯塔基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

其他制药公司也面临着相同的情况。2012年12月，赛诺菲因为向医生免费提供额外的数以千计的透明质酸钠（Hyalgan），被美国政府起诉并支付1.09亿美元罚款。葛兰素史克去年也因为过去的不当营销和欺诈行为在美国被处以一笔高达30亿美元的罚款，刷新了辉瑞2009年创下的23亿美元罚款纪录。

尽管在发达国家被披露的调查和案件数量也有不少，但人们倾向于认为，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医药行业的贿赂情况并没有新兴市场那么猖獗。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美国世界卫生问题中心主任黄严忠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医药制度上的差异是原因之一。例如在欧美等国家的“医药分家”，病人在医生那儿开了处方，再到药房去拿药，医生主要靠诊疗费养活自己，而不是靠卖药获得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医生受贿的动机，从而减少贿赂的发生。

另一个原因则是，越来越透明的信息披露让那些“行为不当”的医生和医药公司们越来越有所顾忌。2010年10月，一家名叫ProPublica的非盈利网络新闻组织发布了一个名为“金钱医生”（Dollars for Docs）的数据库，病人可以根据医生的姓名直接查询到他从医药公司收取的各种费用。这个数据库收录了15家医药公司披露的从2009年以来的相关信息，它们合计占到2011年美国处方药市场47%的市场份额。这个数据库并不全面，很多信息也是制药公司因各种案件而被迫披露。

更何况，从8月1日起，按照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医师报酬阳光法》规定，制药公司们需要开始收集并追踪支付给医生的费用，任何超过10美元价值的礼品馈赠都必须公开，甚至包括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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