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我们公司决定所有法律人员集中，成立统一的法律部。”张旭廷说。

张旭廷现在的名片上印的职务是华为公司法律部部长，而仅仅半个多月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身份是华为国际法律事务部首席律师。

这样的“集中”，在华为法律部历史上，已经是第二次了。实际上，短短4年时间，华为法律部已经从分散到集中，经历了数次分分合合。

分合之道

按照国际惯例，大多数国际型企业都在总部设有统一的法律部。但当1999年张旭廷以一名普通律师的身份进入华为时，华为的法律业务分散在4个需要法律支持的部门：国际市场部、知识产权部、财经部和采购供应链。前3个部都成立了自己的法律部，而采购供应链管理部甚至没有独立的法律部门，只有相关法律人员。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张旭廷解释说：“公司的业务部门都有自己的用人权，当业务发展让他们认识到需要一些法律人员来支持业务发展的时候，就自行招聘了。”

显然，华为法律部开始并非出于公司高层的整体筹划，而是随着业务发展自发慢慢形成的。这与当时华为属于创业公司的性质有关，公司优先考虑的是业务的发展速度，而无暇更多地顾及组织机构的整体建设。

2000年7月，公司决定所有的法律人员都集中到总部办公，成立统一的法律部，直接向总裁办汇报。当时法律部的职责主要包括合同法律事务、知识产权、投资业务和综合业务四部分。

但是这次公司集中的时间并不长，仅过了不到一年时间，法律部就又恢复到分散状态，原来集中到一起办公的法律人员基本上又各自回到原来的部门。但两年后的今天，法律部再次集中成一个部门。

对于公司法律部这几年来的变化，张旭廷认为并不难解释：“这主要与公司业务发展有关，与公司在不同时期的关注不同有关，与在公司不同时期哪种商务模式占了上风有关。”他解释说，法律部分散办公，好处是最容易上前线，支持前线的业务人员，而集中办公的好处，则是公司管理层更多考虑公司长远发展，重视公司整体运营的结果。

从国外大企业的规律来看，法律部更适合统一管理，因为法律部承担着风险控制的功能。“风险管理是一个整体的链条，如果拆开，终究有可能出现风险管理上的漏洞，而且业务越大，这种风险也就越大。”张旭廷说。

2000年华为法律部集中办公，据张旭廷的推测，正是公司高管考虑到法律部分散的结构给业务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公司法律资源进行了一次整合。但整合后不久，华为的国际业务突飞猛进，在国际市场大面积铺开。于是“一切为了前线”，法律部的人员重新回到原来的各业务部门，以贴近前线。

“那时候在办公室里很少能看到我们，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出差。”张旭廷说，“分散工作让我们可以直接到一线参与谈判，解决问题。”华为的国际市场分7个地区部，国际市场法律事务部覆盖了3个地区部，剩下的4个地区部的法律事务由在国内驻守的3位律师负责。

而最近的这次整合，当然有公司业务发展的原因，但是张旭廷也承认，这肯定是因为过去一年中，华为所遇到了一系列重大法律事务：与华为有关的“思科诉华为案”、“华为诉沪科案”等几个著名的案件。

今年年初，思科起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的一场官司引起全球IT业的关注，很多媒体——包括国内媒体都惊呼，国内最大的电信设备商华为可能因此倒下。但形势出现戏剧性变化，最终双方取得庭外和解，这场官司最后以双方满意为结局。在这场一波三折的官司中，作为被告的华为的种种反应和采取的措施要远比旁观者们清醒和务实：从一开始发表“尊重知识产权”的低调反应到积极应诉，从聘请经验丰富的律师到提供技术专家和强有力证人的证词，华为的表现理性而现实。

在知识产权方面，华为并不仅仅是被动地迎击国外企业的有关诉讼。在与思科的官司还未了结的时候，华为突然主动出击，起诉三名前员工离开华为后合办沪科公司，涉嫌盗窃商业机密，这桩“沪科案”今年8月被媒体披露后，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甚至一度被人们认为这起官司是国内通信业的两个大腕——华为和UT斯达康之间的间接较量。

这些商业诉讼，不但使华为法律部这一隐居幕后的业务支持部门走到台前，同时也促使华为高层进一步思考法律部门在公司的长远发展中能够和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内部律师和外部律师

法律部的再次整合证明，华为高层显然希望通过这次整合，能更好地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张旭廷介绍说：“华为其实一贯重视法律部门的作用，这种重视因为最近公司法律方面的一些事务得到加强。”

在张旭廷的印象中，“在华为，律师对业务的介入是很深的”。以他从前所在的国际部为例，“国际业务的很多法律文件，特别是各类合同，如果没有律师的评审是不能签的”，很多法律文件的签署律师都要把第一关，比如授权文件等，就必须先有律师审查，行政部才能再接着走下面的流程。张旭延又举例说：“在华为，只要涉及所有的对外盖公章的事情都由法律部控制。”这与很多国内企业由办公室主任拿公章不同。

据张旭廷介绍，公司内部律师和外部律师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外部律师主要偏重于救火，主要表现为打官司，而内部律师的主要功能是“防火”，是风险防范。在华为，有专门的法律政策处，公司内部制定所有的政策、制度的文件都必须经过律师参与，以确保合法。公司所有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在做重大决策时，法律部都要出具意见，说明是否能做这个决策，需要经过哪些法律程序以规避可能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华为的内部律师们有机会给公司提供建议，参与公司各种决策。

华为的产品非常广，经营运作也很复杂，涉及的部门非常多，“按照法律规范的方式做和不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做，结果会非常不一样。”张旭廷说。

而在很多国内企业，法律部的人往往起的是跑腿的作用，忙于跟工商局、税务局、劳动局等机构打交道，对这些企业的老总来说，只有在运作上市等具体项目的时候才会想到需要法律人员。

“国内外企业在法律事务方面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法律事务的具体操作方面，在制定战略这一公司业务的制高点上也普遍存在差距。”张旭廷说，“很多在中国提供法律服务的美国律师非常痛苦的一点是，中国企业法律意识太差。”国外企业往往是用“三驾马车”的方式驾驭企业，CEO、CFO、GC(首席律师)在公司中的地位非常高，通常GC都是执行副总，在制定公司发展战略时，CEO提出想法，GC会从法律角度判断战略是否可行，CFO则通过财务制度支持战略的执行。

法律部的增值功能

华为法律部的部门定义、职位功能的确定，人员素质的提高，也是慢慢演进而来。由于业务增多，公司法律方面的事务也在增多。“如果你把公司每一次法律事务的处理当做一次练兵，那么也可以说我们受益于这些纠纷，”张旭廷笑着说。

但华为更愿意主动地学习其他公司的长处，在与爱默生、西门子等国外大型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华为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我们把安圣电器卖给爱默生的时候，双方都很重视这次并购，都分别起用了公司内部和外部的律师，投入了大量力量，”张旭廷说，“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也同时学习了对方的工作方式。”

在工作中，公司高层和法律部的人员对法律部功能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以前公司法律部风险控制的功能多一些，最近认为法律部同时还具有增值功能的人增加了，”这是很让张旭廷高兴的事情，华为的高管层越来越意识到，律师在拟订合同时，一字之差就可能导致公司受到很大损失，或者预先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好的律师可以利用他在法律方面的经验，实现公司利益的增值。

理念上的突破，会给法律部的具体工作内容带来更多变化。张旭廷说，“法律部具有增值的功能”已经被写入拟订中的华为新法律部的文件中，即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