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张玲玲(济南报道)

　　在济南轻骑刚刚开始起步的上世纪80年代末，张家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轻骑薄弱的基础和它设立的崇高目标必然决定了其曲折的道路和悲壮的历史。这个句子后来在轻骑内部被反复强调，好多企业内部的人觉得“悲壮”有点太那个了，建议改为“雄壮”的历史，但张家岭不让改，说就是悲壮的历史

　　对张家岭的庭审并没有引起济南人太多的关注，尽管他曾是这个城市红极一时的经济英雄。

　　7月刚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有少数的几家当地媒体刊发了大意如下的消息：中国轻骑集团原董事长张家岭因涉嫌经济犯罪，7月1日至3日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轻骑集团被控信用证诈骗罪，轻骑集团下属的光速分公司被控偷税罪。案件涉及人数众多、罪名复杂，被告既有单位也有个人。个人被告人共有12人，绝大多数是轻骑内部人员，其中包括张家岭在内的四五人级别较高，达正厅或副厅级。张家岭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6项罪名，分别是信用证诈骗罪、偷税罪、受贿罪、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和挪用公款罪。此案涉及近300起信用证诈骗，涉案金额高达40多亿元，涉及的银行有10 家左右。

　　“轻骑的事，好几年前在济南就已经热过去了。”济南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对《新世纪周刊》说。这宗涉案人数众多、罪名复杂、审理时间漫长的重大经济案件，已经让以此为谈资的济南人感到疲惫，但是在位于济南市和平路34号的轻骑集团大院，紧张与戒备的气氛却依然浓重。

　　这座曾见证济南最辉煌企业兴衰历程的大院，如今已变得冷清。闷郁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油漆味，密密麻麻的半成品摩托车车架摆满了陈旧的车间，有的干脆就被堆放在路边，身穿蓝白相间印有“轻骑”字样工作服的工人忙碌其中。记者在通往车间的路上及大院东门外的山大路上拦住数位工人想问问“关于张总的事”，他们都摆摆手快速走开，“我什么都不知道 ”。回头打量的眼神中，充满了防备与不安。

　　在随后几天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轻骑的新老员工均接到了上头的“封口令”，“敏感时期，不要对外界多说什么”。记者又致电ST轻骑的副总、董事会秘书吕来升，对方一句“我现在不接受任何采访”后马上挂断了电话。

　　“案子太复杂了”

　　7月1日上午，当两鬓斑白的张家岭和其他11名被告出现在法庭上时，旁听席上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那些一早就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外排队等候进场，并幸运得到除被告亲属外旁听席位的旁听者，终于见到了他们最关注的“主角”：轻骑案件的核心人物张家岭。

　　“张总瘦了，头发白多了，稀稀拉拉的，也没有以前精神了。”经过数次电话约访终于答应与记者见面的李云说。她 1994年进入轻骑，十几年后从中层岗位离开，正好见证了这家红极一时的民用摩托车生产企业抛物线式的发展历程。虽然离开轻骑已有几年，但李云还一直关注曾被自己当作“家”的轻骑的动态。“知道了案子1号审理的消息，我很早就过来排队了。不光我自己，很多老轻骑人都想去听听。”

　　此次开庭，距离2007年初张家岭被“双规”已经一年半。济南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其实在张被“双规”前近一年，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就已经展开。“双规“是有关部门掌握了一定证据后的决定。

　　1日到2日上午，法庭围绕信用证诈骗罪进行举证质证。公诉方陈述指控，1995年至1997年，轻骑集团及其子公司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轻骑外贸公司曾在中国银行济南分行开具买方信用证，由中国银行向轻骑集团指定的海外交易方垫付了折合人民币10多亿元的款项。这些款项大部分至今未还，济南轻骑一子公司因此背负巨额债务，轻骑集团则涉嫌虚构贸易背景获得信用证。

　　对相关指控，张家岭辩解当时轻骑集团是为了扩大生产，由于资金紧张，将其作为一种融资手段。

　　关于“信用证诈骗”，曾任轻骑中层领导的李云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好多大企业都这么干，就是融资的一种手段。后来我们企业困难了，贷款还不上了，但并不是不想还。轻骑是国有企业，就是为了企业经营。诈骗罪是很重的，张总没有必要因为企业的事自己去堵枪眼吧？”

　　7月2日下午，法庭开始审理偷税罪。被控的轻骑集团光速分公司涉嫌偷税数额1000多万元，集团负责人张家岭被控对此负有责任。张家岭在庭上对偷税罪指控基本未作辩解。

　　7月3日下午，最后的法庭辩论阶段，所有被告和20多位辩护律师全部出庭。控辩双方的焦点，还是集中于“信用证诈骗”。

　　据3日下午突破重重障碍进入法庭旁听的济南本地某财经媒体的记者介绍，在法庭辩论中，张家岭仅对自己被控6项罪名中的信用证诈骗罪存有异议。他强调，1994年开始使用信用证融资时并不知道是非法的，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而且，轻骑集团和他本人一直积极还款，如果不是后来集团陷入困境，还是有能力偿还的。

　　张家岭的辩护人则对信用证诈骗和私分国有资产的指控都作了无罪辩护。辩护人承认轻骑集团及张家岭是虚构贸易合同骗取信用证，但不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因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企业发展需要的流动资金。“自1993 年起，国家实行紧缩银根政策，企业从银行获取资金越来越难。当时轻骑集团面临扩大发展的机遇和激烈的竞争压力，正是这样，才有了利用信用证融资。况且，所借资金全部用于集团的生产经营，轻骑集团也努力予以归还。”辩护人指出，1995 年至1999年间，轻骑集团经营形势大好，客观上不会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

　　当天的庭审一直持续到深夜，该案一审庭审结束，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事后，本刊记者联系到了张家岭的辩护人——众成仁和律师集团(济南)事物所的执业律师宋维强，但他拒绝透露关于案件的任何细节。只是强调本案涉及金额为近年来国内信用证诈骗案件中最大，鉴于案情非常复杂，一审判决没有出，所以不方便发表任何看法。

　　另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也在电话中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只表示“案子太复杂了，光卷宗就460多册，一人多高的档案橱就放了200多橱。至于8月下旬能不能出审判结果，还很难说”。

　　此案的复杂程度，从之前济南市纪委通报的数字或许还可略见一斑：轻骑集团案件有包括5名厅级干部在内的44人受到查处。

　　除了涉案金额巨大，民众关注的焦点还集中于：这5名高级别干部究竟是谁？

　　据知情人士向《新世纪周刊》透露，5人中除正厅级的张家岭外，还包括轻骑集团总经理王为，轻骑集团财务副总韩立彬，青岛轻骑摩托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索东峰，山东隆生旺源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珉。其中索东峰涉嫌贪污，张珉与山东隆生旺源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赵虎、闻波、盖建国也涉嫌贪污，四人原是轻骑集团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2 002年12月，轻骑集团置业有限公司改制变更工商登记为自然人股东的山东隆生旺源置业有限公司。

　　至于案件涉及到的10家左右的银行，知情人士用反问的方式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除了中农工建，济南还能有多少家商业银行？”

　　悲情张家岭

　　在轻骑刚刚开始起步的上世纪80年代末，张家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轻骑薄弱的基础和它设立的崇高目标必然决定了其曲折的道路和悲壮的历史。这个句子后来在轻骑内部被反复强调，以至于李云在离开轻骑几年后还能一字不差地向记者背诵出。“90年代我们形势非常好的时候，好多企业内部的人觉得‘悲壮’有点太那个了，建议改为‘雄壮’的历史，但张总不让改，说就是悲壮的历史。”

　　在张家岭身缠官司、轻骑今非昔比的今天，当年的“曲折”与“悲壮”现在听起来颇有一语成谶的意味。

　　曾经，张家岭是这个城市的神话，他的名字同那句著名广告语“踏上轻骑，马到成功”一样在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在众多济南市民眼中，轻骑和张家岭就是一码事，那年头谁要是能靠上张家岭，就通了天。他们在闲谈中把这个城市最美丽的女主播揣度成他的情妇，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神秘、遥远的“大人物”的关注。

　　在曾经近距离接触过张家岭的李云眼中，张家岭“是济南企业老总中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他的谋略、决策力、个人执行力都很强，内心非常仁慈。当年他一得知海南建省，就马上派人去海南考察设厂，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成立琼港轻骑摩托车公司，后来改名新大洲，1994年上市。在摩托车产业还非常繁荣的时候，他就前瞻性的意识到这个行业迟早要有走下坡路的一天，九几年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成立了汽车本部，还收购了淄博汽车厂与烟台内燃机厂。我们与韩国起亚、日本日产的合作谈判在悦达、东风之前。当时与日产的谈判已经非常深入，都谈到买他们的设备，把台湾的一条生产线弄到济南来。后来还是省政府不批，拿不到全国汽车生产目录。国家政策绕不开，企业困难后，汽车本部就取消了。”

　　李云说，当时轻骑都已经准备与山东汽车工业总公司重组，勾画出山东汽车工业的蓝图。轻骑没做成轿车，是张家岭和所有轻骑人的遗憾，是济南市的遗憾，也是山东省的遗憾。“当年我们还取笑人家吉利：摩托车都做不好，还做汽车？但如果轻骑干脆就像吉利一样，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省里支持一把，也就过来了。”

　　“没有张总就没有轻骑”，这几乎是新老轻骑员工对张家岭的一致评价，尽管他们中有人也曾因为青岛工业园的集资事件、企业效益不好一年没发工资上访过、静坐过。但祖籍江苏赣榆，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的正牌大学生张家岭对这座城市、对轻骑的贡献，没有人轻易抹煞。

　　张家岭1984年从济南缝纫机厂调到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任厂长时，后者资产仅为3000万元，且100%负债。他带领工人们开始了民用摩托车发展，在1990年代末成功引进日本铃木的K90技术，“那是轻骑的一个里程碑，市场竞争力开始大幅度提升。”李云介绍说。

　　1993年底，济南轻骑A股在上海证交 该内容可能有会员内容，需要登录查看全文，点击这里在顶部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