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央企业大多有数十年的历史，而总法律顾问这个高管头衔，却在2002年才出现，李劲松不时遭遇的尴尬，并非仅仅是个人遭遇。

问诊于病前
今年7月，一位国内地产大亨在香港成功融资，他对投资方请来的律师之多、对谈判过程参与之深、最后条款之详细印象深刻，“国外的律师很厉害，一个标点符号都要谈三天”。

在一般国人印象中，律师大多是打官司时才会出现的，企业聘请法律顾问，也大多在有麻烦时才去征求意见。一个至今仍颇为常见的场景是：涉外合作时，艰苦谈判中，中方是企业老总夜以继日，外方却一定有一位或几位律师始终在场，对合同的条款，甚至是一个用词纠缠不已。

这是一个深刻的差异。现任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风险控制部副总经理的凌青，法学科班出身，他的导师出去讲课时，总是要用“扁鹊三兄弟”的故事苦口婆心地劝企业老总们不要看不起身边的法律顾问。

扁鹊三兄弟，老大最厉害，治病于发作之前，但别人看不到，没一点名气；老二治病于病症初起时，别人以为只能治小病，名气只及于乡里；而老三扁鹊最差，治病于严重之时，别人看到的却是做大手术起死回生，名气反而最大。“法律顾问就是你们身边的‘老大’”。“法律是最基本的东西。”管维立说。他在1990年代初任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司长，在他的印象中，1993年前后头两批的H股上市企业首先完整地接受了法律洗礼——“上海的一家大国企，收到外国律师的调查提纲，上面有几百个问题。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简直目瞪口呆。其实在今天看来，这无非就是一次非常平常的尽职调查：你的市场在哪里，你的竞争对手是谁，诸如此类。”

中国企业是法律缺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公司法在1993年才出台），由于缺乏法律意识而遭受损失的案例不可胜数，2002年，原国家经贸委等7部委启动了全国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工作，当时的新闻稿件里写道，“7月29日、30日两天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是不同寻常的日子……中国企业添新翼”。

新翼并非两天内可以添就的。其后长虹贸易纠纷、中航油事件先后发生，中国企业付出高昂的学费上了几堂“法律课”。在一次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前不久个别中央企业因为输了仲裁，好不容易扭亏的成果被人家一下子划走了上亿元人民币，教训深刻！”而中航油事件更是让他“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惊呼：“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交的学费太昂贵啦！”

设立总法律顾问一职被认为是解决之道。李荣融放出狠话：“凡是企业没有设置总法律顾问岗位，经营决策没有法律把关，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就要承担责任。”

2006年7月，国资委首次对外公开招聘央企总法律顾问，今年9月1日，中央企业总法律顾问第三轮的全球招聘拉开帷幕。

最难招聘的央企高管
2002年，33岁的李劲松决定离开原先工作的央企，到清华大学攻读民商法学博士。2006年，首批11名央企总法律顾问公开招聘工作启动，李劲松刚从伦敦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归来，他立刻报了名——此时他拥有法学博士、MBA学位、注册会计师、律师资格和12年央企工作经历，“经历也还丰富，对各种机制也比较适应”。

李劲松这样的履历极为罕见，首批招聘近900人报名，仅6人中选。国务院法制办原副主任李适时曾概括总法律顾问应具备的素质：应是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的“三合一”人才。国企之内，这样的人才非常稀缺，国企之外，也属难觅之列。

“我其实并不特别赞同央企综合管理性的高管职位公开招聘。但是总法律顾问不同，它专业性特别强，适合公开招聘——大池子里捞到大鱼的可能性更大。”管维立说。然而，即便在大池子里，很多时候还是捞不到大鱼——总法律顾问可能是最难招聘的央企高管。

据国资委公开招聘办公室主任姜志刚提供的数据，到今年6月底，国资委共对103个央企高管职位进行招聘，其中有91个职位确定人选。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过去两年中，国资委分两批招聘17个总法律顾问，仅确定10人。

李劲松认为，央企 该内容可能有会员内容，需要登录查看全文，点击这里在顶部登录